〔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2-0139-08 古代社会中的役畜与社会运行甚至社会形态密切相关。传统时代里生产靠役畜，市场流通靠役畜，战争也靠役畜。役畜不单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华北役畜的研究不但可以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华北农业的状况，也可以理解近代华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乡村衰退大论战中，有人认为当时乡村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役畜减少。当时的役畜的确有所下降，但这一下降是否影响传统农业的稳定性，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稳定性涉及到小农与役畜的生态关系。役畜为农田提供粪肥，为人类提供耕作动力和肉食，而土地为双方提供食物，这一切又都依赖人的管理。人、土地和耕畜在生态关系中各占一个空间，生态学上又称为生态位，人多意味着人的生态空间大，畜多意味着畜的生态空间大，人与畜的生态空间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相互排斥。役畜的生态位在物质空间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生态链的物流。饲料缺乏，物流减少，役畜的生态空间就会被挤占；二是活动空间本身，包括草场和畜舍环境，还包括交通地理的环境，特别是道路的好坏。另外，本文还要涉及到一个文化空间问题。理解了役畜的生态空间也基本上可以理解小农的生态空间。人、役畜与土地之间的生态关系不但与传统时代的农村、农业、农民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很大关系。 一、饲养水平的下降 华北的几种役畜是马、骡、牛和驴，它们的饲养成本依次降低，大役畜占据较多的生态位，小役畜占据较少的生态位。从明清华北的历史趋势看，马的逐渐退出是很明显的。宋明时期，华北平原处于当时与草原游牧民交战的前沿，不但难以从草原得到役畜供给，还要为国家提供战马。华北的农民以马政为苦。但养马也使华北农民大量地使用马匹。但到明末，马不再是乡村动力的主要角色。曾德昭，一个明末的天主教传教士，曾这样评价中国的马，“他们有大量的马，但马缺乏力气，没有价值。从前他们使用很多马车，现已过时”[1]。没有力气的马是军马被农民使用后衰弱的结果，农田和交通都已不堪使用，也不堪于战场，马政因之失败。清代以降，华北不再养马，所用的马从草原购入。长途贩运时马群一般只吃路上的草，因此十分瘦弱。马贩子不但在各役畜市场卖马，也到各村贩卖，鲁西地区到处可以遇到这种马群。流转时马贩只给马匹很少一点饲料。马易感病，对气候和饲养环境有很高的敏感度。所以，马在华北处于持续衰退状态。[2]由于清末华北的人口压力和华北恶劣的饲养条件，再加上自然环境的不适，马的繁殖受到很大的阻碍。蒙古马与欧洲马相比，在运输和骑乘两方面都处于劣势，只在抵抗力方面占上风。但蒙古马进入内地后，衰退仍很明显。蒙古马在草原地区，气候干凉，感病程度较轻，到了华北，因气候湿热，多感病而衰弱。卫生条件的不好也使马感病。在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养马户至少是具有50-100亩耕地的农户，他们的饲料水平应该没有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良好的卫生饲养环境。[3]从察哈尔刚引入的马一般7-8龄，已经习惯于放牧，但华北大部分地区没有草场。在北京—保定一带，只有青白口附近有少量放牧地，马的健康状况才稍好。但家庭饲养环境太差，一般农民没有正规的马厩，用土墙将院子一隅围住即可养马。所以，一般农家养不好马，京汉铁路沿线的马稍好，山区则更差，因为那里的人居住和粮食生产水平很差，尽管山区有很长的放马时间。[4]所以，尽管马有方便的来源市场，仍不如骡子受欢迎。骡子具备生物学上的杂种优势，抗逆性强，不易染病，对饲料的利用性高。棉田的灌溉特别需要像骡子这样强力、耐力和速度俱佳的役畜。在京汉铁路沿线及鲁西一带的棉区，骡子饲养很盛行，这些地区的农民即使从外地购买饲料，也饲养着一定数量的骡。[5]骡子的饲养水平很差。厩舍半露天，三面有墙，可以避雨，但不能避风。风雨时，只有价值较高的骡子才被牵入棚子里。[6] 牛是小农真正的役畜。马、骡往往用之于交通，一般小农与外界的联系很少，往往只有富农才能借着骡马运输扩大其生态与生活空间。牛是小农的耕田动力，中国的牛不求牛奶生产，只求役用，使用期从3-4岁到15-16岁，老废牛被杀掉卖肉。[7]因为乡村的贫困使小农也确实没有能力达到消费牛奶的水平。中国的牝牛养犊后的给乳时间只有2-3个月，以后牛乳就完全干枯。由于耕地和草场的限制，中国人只重视牛的抗逆性选择，不重视重量，更不重视产奶功能。瓦格勒 (Wagner)所测的30头母牛平均体重为332.9公斤，而当时德国一般最轻的母牛也比这个数多60公斤。在长期劣质饲养的条件下，中国家牛具备了很强的耐粗饲料能力，抗逆性很强，一般不患病。人们往往将发育不好、两岁左右的公牛当作种牛，而将发育很好的公牛阉割，用以拉犁。[8]这种选择只能加速种质退化。牛之适用于华北还在于其所需要的饲养水平很低，麦秸、谷秆、高粱叶都可喂牛。在通县小街村，一头牛一般需要粗饲料2920斤，大约相当于15亩左右农田所产粟秸，外加1.2石玉米。[9]据瓦格勒观察，像甘薯蔓、麦麸、大麦和豆饼之类的好饲料，多用以喂猪，牛则没有份，只有耕地的牛才稍得到一些好饲料。除了饲料外，牛活动所占据的生态空间也非常差且狭小。平原村庄基本上无野草资源，平日里由牧童牵着吃路边的草。[10]即使如此，人们仍不放弃田边、道边、河边的青草，青草时节也是牛生活和活动的最佳时期。在山东，有“牛过谷雨吃饱草，人到芒种吃饱饭”的谚语。[11]农民也很注意役畜放养，山地地区由于草地资源丰富，放养时间较长。在平汉线沿线及其西部地区，马和骡在夏天有两个月的放养时间，牛的放养时间长达三个月。[12] 山地村庄可以在山地放牧。富农有牛较多，可以单独雇人放牧，一般的农户只能联合雇人放牧。由于农村的草场和荒地已经很少，放荒的时间实际上很有限。在村内，由于饲养设施简单粗放，牛的活动空间不但狭小，而且很差。许多人家只建简陋的牛栏，或干脆不建牛栏。简单的牛栏一般位于房前屋后，或其它与墙相连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棚子。北京—保定一带的农户一般只在院子内简单地砌墙，或用石头围成圈，不打底基。[13]瓦格勒认为华北的这种牛栏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牛栏。在有房屋的牛栏中，牛栏的梁上或屋顶上堆放了饲草，以供冬季需用，空间也很狭窄。华北如此，在南方地区更差，人们基本上不知牛栏为何物，只系于房前屋后，任风吹雨打，没有保护。[14]这种粗放的管理大多是由贫穷所致。但许多人对牛的爱护程度却非现代人所能想像，其实除了感情外，他们也只有在劳动投入和精细管理方面努力。在河南的黄泛区，李准描述了精于农耕的农民——海老清的爱牛与养牛。他买了一头瘦牛犊。并没有给牛以好的房屋牛棚，因为人住得也很差，喂料很差，因为人吃的是野菜，但饲喂却是极为仔细：“从春天起，春风第一次吹醒了嫩草芽，老清就每天给它割新鲜青草吃。夏天，圪巴草、抓地龙、圪针芽都是它的好饲料。每天干活再累，老清要给它捎回来一筐。热天怕牛上火，自己吃饭做菜都舍不得放盐，却总要给牛洒一把。每年种半亩黑豆，家里发一次豆芽都不叫吃，牛却每天少不了两大碗豆料”。在牛成长之时，也不让牛轻易负重。最后，终于将一头瘦牛护理成能拉独犁的犍牛。[15]由此可见，在生态空间压缩之下的农业规模的维持需要小农投入高度的管理和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