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西学东渐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了西方传教士为了宗教目的在中国传播西学外，中国学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有计划地独立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和思想。严复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意识到“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民智者”乃“富强之原”。①而西方列强是如何开启民智的呢？“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此西洋教民要术也。”②在“名、数、质、力”四科“西学”之中，“名学”（逻辑学）居四者之首。这是因为“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③于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基石——逻辑学渐次进入中国传播者的视野。自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首次注意到逻辑学在西学中的重要地位以来，严复、王国维等人重拾薪火，开始系统、完整地译介西方逻辑学。自此，一门本不应受到忽视的西学终于开始了其东渐历程。 社会性传播与学术性传播的选择 严复虽以翻译《天演论》而著名，但其在传播逻辑学方面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他总共译介的八部著作④中就有两部是关于逻辑学的，并且他还在《天演论》等其他译著中反复强调西方逻辑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与其相比，王国维在译介逻辑学方面的工作则不太为人所知。实际上，就在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1909)出版前一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1908)就已经刊出了。不惟如此，在王国维提出的“文学科大学”五类学科（即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中，除“史学科”外，其他学科所授科目均有“名学”即逻辑学一项。⑤可以说，在近代西方逻辑学的传播上，王国维是丝毫也不逊色于严复的另一位巨擘，只是因为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成就更大，遂掩盖了他在传播逻辑学等西学上的光芒。 尽管《穆勒名学》译出更早，但却只译出了半部，因此晚清以来国人真正完整介绍西方逻辑学理论的译著当属《名学浅说》和《辨学》。二者均译自同一位著者耶方斯(W.S.Jevons)的著作⑥，这也增加了其可比性。由于笔者尚未找到耶方斯的原著，我们只能根据译著及其出版说明来推断原著的情况。原著均属教科书性的论著，又是同一作者，因此二者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从译著来看亦复如此）。不过，在相同内容的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差别。根据《名学浅说》的出版说明，其原著对演绎逻辑的三个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只字未提⑦。而据王国维翻译的《辨学》，其原著则专门设有一章论述这一内容⑧。考虑到这一内容在逻辑学中的重要性，由此大致可以认为，《辨学》的原著在内容上应该比《名学浅说》的原著更加完整。如果《名学浅说》不是像冯友兰说的那样只是摘要性翻译⑨（《名学浅说》的出版说明中未指出这一点，严复自己亦未申明），那么就深度而言，《辨学》的原著也超过《名学浅说》的原著。因为除了对比较成熟的逻辑学理论进行介绍外，《辨学》中还有“拉衣白尼志之知识说”、“巴斯喀尔及特嘉尔之方法论”这样稍带学术探讨性的章节，而这样的内容在《名学浅说》中是完全看不到的。从文字数量上看，《名学浅说》只有9.5万字，而《辨学》有14.2万字，后者比前者也显得厚重得多。⑩如果对原著的上述推断正确，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最擅长数学(11)的严复选择了更浅显单薄的前者，而以治文史著称于世的王国维却选择了更全面精深的后者？或者换个提法：严复和王国维的不同选择预示着什么？ 对于为何翻译《名学浅说》，严复自己在“译者自序”中有个交待：“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方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12)根据这个说明，严复翻译《名学浅说》似乎具有很大的外界偶然性：只是因为有人向他求教逻辑学，为了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他才动手翻译此书的。但在这个交待之前，严复还谈到此前他翻译《穆勒名学》因精力原因未能如愿的事，言语间流露出遗憾之情。因此，除了外部动因外，严复翻译《名学浅说》应该还有弥补缺憾、了却夙愿的内在之意。这样一来，翻译《名学浅说》就不完全是偶然之举，选择《名学浅说》的原著作为翻译对象而不是别的也大有深意，按照贺麟的说法，“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13)。而《辨学》作为王国维的最后一部译著，其选材亦不会不精。如是，则我们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就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作这样的猜想：对于同一作者的著作，严复和王国维的不同选择表明，二人在传播西学上的旨趣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且，二人作为传播西学的开拓者，其不同选择还预示了两种不同的范式，后人在西学的传播上大致都沿着他们二人构成的范式展开。 概而言之，这两种范式可以分别命名为“社会性传播”和“学术性传播”。前者将西学看作是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工具，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在传播上更注重宏观思想的启蒙和应用。后者则将西学看作是可供借鉴学习、消化吸收的学术资源，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其目的不是直接指向民众，而是针对本国学术，其功利性要弱得多，因而在传播上更注重理论本身的细节和价值。显然，严复对西学的传播属于“社会性传播”，而王国维则偏向于“学术性传播”，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二人在原著选择上的不同。于是《名学浅说》的第一章“引论”讲的是逻辑学的重要性：“培根曰：‘智识者权力也’。智识有待于思辨；思而精，辨而明，又有待于习名学。……须知虽以蝼蚁之微，但使脑力胜人，彼且浸假以人类为奴，而或灭其种类。呜呼！智力固不重哉！名学固不重哉！”(14)随之第二章“世俗思辨之情状”论述的则是思辨中的现存问题，学习逻辑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现存问题。而《辨学》第一章则是“辨学之定义及其范围”，第二章是“辨学上之三部分”，完全是从逻辑学学科内部的角度展开的。一个从外部功能出发，一个从内在结构起步，二者的区别一望而知。 两种范式的功能与特征 由于严复进行的是社会性传播，因此在翻译西学时他实际上并未总是去贯彻他自己提倡的“信、达、雅”三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在《名学浅说》的“译者自序”中他也承认：“中间义恬，则承用原书；而所隐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15)于是，西施、泰山、翰林院(16)、张之洞乃至袁世凯(17)等等为国人熟悉的例子取代了原有的例子。这么做的好处无疑是明显的，在急需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改造国民智识的时代，用国人熟悉的例子说明道理比沿用国人不熟悉的外国事例当然更易收到开发启蒙的功效。在严复看来，逻辑学更多的是思想方法而不是技术，因此对于那些逻辑学中的技术细节，严复不但置之不译而且对其表现出明显的轻视和鄙夷：“旧有名学小书，以偏统正负，四种词头，交互错综，得可用合法连珠十九首。而此又区为四式。视中介在原词中如何位置，以为之差。于是造为强记歌诀，使小儿诵之。顾此实为闭锢性灵，非教育善法。是以本译，置不复论。第使学者知有此物而已。”(18)这种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与其社会性传播性质是相一致的。与其相比，王国维的翻译则要谨严得多。仅在一处，王国维更换了原例：“原书系引穆尔干氏所举之例，然此例系述英国教会之事，我国人不易知其虚妄，故以雅氏书中之例易之。”(19)王国维提到的“雅氏”系指亚里士多德，也就是说，即使更换的例子，王国维也力求出自西学经典。这样的翻译显然实用性更低而学术性更高。同时，对于那些中文里没有合适词对应的英文，王国维没有强译。如denotation和connotmion，虽然王国维以夹注的形式给出了一种翻译，但此后则径直使用英文。全书还有多处直接使用英文而将中文翻译以夹注形式标于其后的做法，甚至有些专有名词如Babara、Celarent等(20)，干脆置之不译。这种现代学术界通行的做法在20世纪初就被王国维使用了，这是一种与严复完全不同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谨严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王国维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也注意到了有些理论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谈到具体名辞与抽象名辞(21)时，王国维特别指出：“按：西文中同一名辞，其为具体名辞时与抽象名辞时，其语尾不同。我国文中无此区别，故此章所论者，半不能应用于我国也。”(22)王国维还略去了对“句子的逻辑分析”一节的翻译，因这一节谈的多是英语中的文法。(23)这些都表明王国维的译作并非囫囵吞枣的劣品，而是经过消化理解后的上乘之作。虽然严复的翻译常为学人所称道，但以现代学术性标准衡量，王译更胜于严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