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1-0079-11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现象。自1715至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俄国连续不断向中国派遣了18届传教士团。俄国政府借助传教士团维持与中国稳定的外交联系，利用其维护俄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达到诸如刺探中国情报、培养翻译人才和传播东正教等目的。这个兼具多重使命的宗教机构在清代中俄文化联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两国间的图书交流。传教士团成员在中国大量搜集中国典籍，丰富了俄国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他们创建的传教士团图书馆曾经是北京建立最早、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在道光年间发生的中俄政府互赠图书过程中，传教士团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中国典籍收藏 自俄国势力进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之后，包括东正教经书在内的俄国图书就流传到中国境内。1725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成立后，在其中工作的德国学者开始在考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过程中搜集蒙、满和藏文图书。1818年俄国建成了第一个旨在收集东方语言书籍和东方国家文物的中心——亚洲博物馆。该馆成立伊始便收到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赠送的279部中国书籍，到了1856年其汉语藏书已经达到1,369册。与此同时，在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莫斯科鲁缅采夫博物馆和伊尔库茨克学校等处均收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典籍。 在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历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传教士团对图书搜集的用心源自俄国政府的重视和某些成员的个人兴趣。在1818年7月27日由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批准的给传教士团的指令中称：“传教士团必须尽可能利用拨给它的资金为传教士团图书馆搜集图书、地图和城市平面图……当发现好书和珍贵物品时，应该购买两份，一份留给传教士团，另一份运回俄国。”①当第10届传教士团1820年起程前往北京时，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也曾给监护官季姆科夫斯基（Е．Ф．Тимковский）下达指令，要求他必须在中国为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亚洲司图书馆以及“即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亚洲语言学校”购买书籍。为了寻得书籍，许多传教士团成员经常光顾北京书市。第11届监护官拉德仁斯基 （М．В．Ладыженский）在1830年末至1831年初所写的日记中记录了传教士团成员走街逛市搜寻图籍的情景。他提到有一处他们“很熟的书店，其主人很早就是俄国人的朋友”②。日记中还记载他们“去火神庙的琉璃厂，那里每逢过年时都有集市，特别是有许多图书出售”③。第12届的瓦西里耶夫 （В．П．Васильев）认识琉璃厂的所有书商。他写道：“我们的前辈只在一家他们所信赖的书店买书，而我们熟识这里所有的人。”④第13届监护官叶·科瓦列夫斯基 （Е．П．Ковалевский）在回国后出版的游记中记录了传教士团成员与琉璃厂书市的紧密联系：“琉璃厂通常是我们神甫们喜欢的去处。这是北京城里一条长长的街道，满街几乎全是书店。这里的书商都认识俄国人……俄国人在这里是受欢迎的客人。店家请俄国人上座，给他们讲京城里的新闻，向他们推销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新书。书店后面的架子上摆满了小说，数量惊人。新小说难得一见，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那些古旧小说，被数百次翻印再版，价格要比欧洲书便宜很多。这主要是因为纸价便宜。书籍一般采用木版印刷。耶稣会士曾尝试采用印刷机，但不适合印中国书。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不可能将中国使用的汉字都铸造出来，而且，刻版比通过部首和笔划组成一个个汉字节省时间，成本也更低。”⑤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团成员都拥有私人藏书。随着他们对中华语言学习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当他们开始钻研某一专门问题之后，其所搜集图书的数量会迅速扩大，专业性图书比例显著增加。他们“每每获得新书，总是详细地翻译、摘抄，经过增删润色，然后再寄往亚洲司”⑥。笔者拟在这里通过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团成员搜集中国图书的事例，勾勒该机构在这方面的作为。 第2届学生罗索欣（Н．К．Россохин） 1741年从北京返回俄国后任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满汉语通译。他勤奋著述，成就斐然。他生前曾向科学院出售了自己从中国带回的52本书籍。在他去世后，妻子罗索欣娜 （Россохина）又将丈夫留下的55本汉满文书籍和两幅中国地图卖给了科学院图书馆。对于俄国汉学史来说，这批书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如果说罗索欣著述掀开了俄国汉学第一页的话，那么，他出售的藏书无疑奠定了科学院汉满文藏书的基础。1747年，科学院图书馆和珍宝馆遭受了严重火灾。为了恢复原有的藏书和文物，叶拉契奇（Ф．Елачич）于1753年奉命前来中国采购，而这次购书的清单是罗索欣亲自开列的。叶拉契奇在北京按图索骥，于1756年从中国购得42种图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汉书》、《南史》和《北史》等。 进入19世纪以后，搜集图书成为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之一。第9届领班比丘林 （Н．Я．Бичурин）回国时带回的图籍，装满了 12个大箱子，总重量达到400普特（相当于 6,552公斤——笔者），超过了前8届传教士团的累加总数。作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最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然离不开丰富的图书收藏。通过他的著作可以肯定他拥有《四书》、《三字经》、《卫藏图识》、《元史》、《西域传》、《前汉书》、《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廿三史》、《资治通鉴纲目》、《新疆识略》和《大清一统志》等重要汉籍。 第10届传教士团领班卡缅斯基（П．И．Каменский）1830年从中国带回了大批图书，他将其中的上百册分赠给圣彼得堡神学院、外交部亚洲司、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以及伊尔库茨克和尼布楚的学校，将一部《康熙字典》赠给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此外，他还协助季姆科夫斯基完成了购书任务，同传教士团学生列昂季耶夫斯基 （Э．Ф．Леонтьевский）一道为俄国著名的东方文献收藏家希林格（П．Л．Шиллинг Фон Капштадт）购买了刻本和抄本。希林格生前就曾向亚洲博物馆大批赠书，死后其后人将其全部家藏中国图书捐赠给了该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