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6)02-0212-06 国民性批判是近代民族反省思潮的焦点与核心，但在近代中国，热衷于国民性话语，关注与评说中国国民性的并不限于致力于民族反省的启蒙思想家，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中外人士。他们对中国国民性有以下三类言说：一类是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向来的灵魂”，着力针砭国民劣根性，我们所说的民族反省主要是这类话语；一类是来华传教士、商人、政客等外国观察家或说“中国通”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一类是有中外经历、中外两种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以西方民族性、日本民族性为参照，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与对中国国民性的照察。 一、西方人与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 最早以现代的国民性观念观察中国人、观察中国民族性格与比较中外民族特性的并不是中国的思想家，而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外交家与旅行家等外籍人士，可以说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是在西方与日本的国民性话语的启发下，在外籍人士有关中国国民性之言说的影响下展开的。近世以来，曾经有不少外国观察家在试图说明中国民族性格方面作过努力和尝试。 中国人在西方视野里的形象像“变色龙”一样，总在变化着。自16至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倾慕有加，如利玛窦(Mattew Ricci)在《中国札记》里称赞了中国人温文有礼、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1]188。殖民主义者将中国人说成天生要受他们支配的低劣民族。某些西方观察家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中国，比较公正地评论中国民族性格。他们赞扬和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秀品德、特性，如：坚韧，称赞中华民族是不屈不挠、能克服任何困难的民族，罗斯(E·A·Rose)将这种性格归因于中国人经历的“优胜劣汰的程度更严格”，艰苦环境使只有20%的婴儿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幸存者“带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基因”[2]44；和平，中国人贵和、宽厚的特性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和谐是支配中国人行为的基本的和主导的思想”，“西方人总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上最和平安宁的国家”[3]94,103；适应性强，他们对中国人所体现出的能应付种种意外、能适应各种环境的极强的生存能力有同感，并表示推崇、赞许；等等。近代来华西人也指出了中国国民的一些劣根性，如：保守，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凝结在孔、孟等少数圣人的经典中，称中国人相信“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句格言；封闭，他们对中国人以“天朝上国”或“中央王国”自居而鄙视他邦为蛮夷之邦不以为然，批评中国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指出中国人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世界，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变得“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现代技术和科技”[4]50；迷信，指出迷信弥漫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心态，有祖宗崇拜、宗教迷信、风水迷信、鬼神迷信、日期时辰迷信等，“还有其他形形色色超自然的神力威慑着人们，使人们战战兢兢，勉力相从”，好在“中国人还具有冷静的头脑、善良的天性和务实的眼光”，否则，“帝国之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迷信，也许早就把这个民族变成了神经错乱的疯子”[5]113；矫饰，指出中国人死要面子，至于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人很讲究礼节，但欧洲人“通常却对这种礼节的真诚性产生疑问”[3]198；等等。 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是第一个对中国国民性作出系统分析的外国观察家，他的《中国人的特性》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作。该书分27章评介了中国人的特性，有褒有贬，但总体色调是灰暗的，谈及了中国人好面子、保守、排外等特性。该书的第一章是“面子”，认为“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打开中国人特性中许多“暗锁”的金钥匙。他指出，中国人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旧时地方官被杀头时还要穿戴官服，为的就是保住面子。为了“脸面”，“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6]8，行动时摆出演戏的姿势，思维采用戏剧化的语言。在一切复杂的生活中，完全依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有人捧场就会“有面子”，喝倒彩就是“丢面子”。该书所论及的其他特性多与“面子”有关。第四章“客气”讲到，中国人已经把客套的艺术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礼节过于繁琐，是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表现。第十二章“蔑视外国人”说中国人盲目自大，对外国人抱有毫无道理的优越感。第二十五章“缺少信用”，认为“虚伪、欺骗、不守信用，趋炎附势才是中国人最为突出、明显的特性”[6]239，中国人为了“讲面子”尽管心里不愿意，但还得有虚伪的客套。第二十六章“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中的一句话道破了“面子”问题的思想根源：“与其他民族依靠物质上的力量不同的是，中国人是依靠精神上的力量方才获得生存与发展的。”[6]260中国人需要以道德荣誉感、精神“优胜”感来安慰自己，满足自己，这是好“面子”的根源。该书谈及的其他弱点主要有： (1)缺乏时间观念。西方人的问候语是：“干得如何？”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中国人的问候语是：“吃过没有？”“吃”的时间长得没完没了。中国人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笼统的，如“中午”、“半夜”等。(2)缺乏精确习惯。如在数字的运用上，离城1里到6里不等的村子都可叫“三里屯”；才满70和80好几的，都是“七八十岁”；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3)因循保守。中国人确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对现状不满不是使中国人向前看，而是使他们向后看，他们相信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其他如“有私无公”、“知足常乐”、“相互猜疑”等。 近代日本人评说中国国民性，从思想倾向上看可区分为“左、中、右”三种视角：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鲁迅称其“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7]267，可代表“左”的观察视角。他通过对中国人生活的长期观察，发现中国人性格、气质中确有令人叹服的宝贵品质，有着独特不凡的生活智慧与美德，如他发现中国大多数民众从内心深处同情穷人，嫉恨富人等。渡边秀方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大体透出做学问的严谨和静观之态，体现了大体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书中对于中国人有好的就说好，乃至心悦诚服地夸赞；有不好则说不好，乃至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军国主义分子原物兵卫在《中国民族性之解剖》一书中极力诋毁中国，列举了中华民族的种种缺点，代表了“右”的视角。近代日本人眼中的国民性，比较集中的特点有：(1)天命思想。渡边秀方指出：“考察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果忽视了天命思想，那是难以讨论下去的。天命思想是中国人的根本思想。”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一切都受天命支配。[8]121(2)家族主义。他们认为，中国人尊祖先、重孝道，指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没有像中国人那样重视血缘关系，那样重视家族生活的，并批评中国人不能由家族的集合导出国家观念，因而常缺乏国家观念。(3)守旧尚古。渡边秀方指出，中国人的保守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开口尧舜，闭口周公孔子，“不放眼未来，而置于过去，这可以是证明他们先天保守的资料之一。”[8]178(4)重形式，顾面子。他们指出，中国人的重形式表现在方方面面，如礼仪的仪式繁杂得惊人；再如文章，尤其是八股文，作者为了形式的完全，而戏弄自己的思想；还有如社交，照例的虚礼和客套话很多；还有，中国人自古就非常重视体面，如在对外政策上“实利可捐，面子必争”，古代王朝可以给夷狄送岁币，“只要名义上的能以哥哥辈自居，呼敌国为弟弟辈，那就算心满意足了”，近代也是如此，“只要体面不坏，租借地等等似乎是没有问题的”[8]186-189。(5)功利实际。内山完造通过很多具体事例说明中国人功利心重，过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实际生活”，认为“福禄寿在支那，实在是最大的宗教”。中国人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色欲、食欲、生欲之满足，也就不可能把非功利、超世俗的宗教和爱情当作生命的归宿，也就不可能出现有很高精神境界的殉教者和情死者，中国人只追逐“彻底的实际生活”中的福禄寿[8]102。(6)文弱和平。渡边秀方认为，汉人是世间少有的和平的民族，他们对敌对和入侵的异族总是耐心地以自己的文明去感化、同化，“就是对‘武’字，也以‘止戈为武’相解释”[8]250。近代日本人还指出了中国国民的矛盾特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