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2-0097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思想史上未能解决好的问题，也一直是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譬如有的学者就曾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演绎概括为“步步高涨的50年”[1]。在学术界对这一命题兴趣盎然的当下，如果细究民族主义思想脉络，《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两种报刊可以为我们提供回环往复、发人深省的历史图景。或许这样的历史文本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对当下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纷争保持必要的冷静。 一、传统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前现代状态 众所周知，就历史发展的思想脉络而言，民族主义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当然，进一步分析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之分，亦有“种族”(race)、“民族”(nation)、“民族国家”的辨析[2](P9)。鉴于我们的分析是两个时段的精神现象，所以笔者将以一个传统与现代直观判定来论述思想先驱从“立国”到“立人”、从“外竞”到“内竞”的转换。 简单地说，传统民族主义，即是基于本民族长期心理积淀的文化认同并力图保持这个文化秩序的稳定、完整和纯正性。当然这个纯正性可以有批判，但这个批判是修正式的、完善意义上的批判。而且即使是大敌当前，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系统全方位解体时，文化的完整性还是最为重要，醒悟的思想者更愿意从经济、政治的原因上反思，但对文化的完整性却具有基本的捍卫。在这一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民族”更多地被倾向于是一种“各种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3](P10)。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这个认同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种族乃至生理成分，但它的“想象的共同体”特征却较固有的传统添加了很多现代性的因子[4]。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心理背景，出于对“外患”的担忧，陈独秀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个报纸的现代性意义虽然不如日后《新青年》在民主、科学之意念上的启蒙意义含量丰富。但其以“俗”字打头、重在唤醒国民的立意，却以浅文俗字开创了近代民族意识启蒙的先河。1904年3月，在创刊号的开办“缘故”上，主编开宗明义：“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消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5]主编的“第一门论说，是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其实这眼前的事体以及“东三省”的事情，无非就是国家存亡、民族独立的“事体”。 创刊号上的《瓜分中国》带有鲜明传统、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他这样解释国情说：“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文章最后用极为浅白的话语告诉读者：“唉！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6]立于文化版图的地域共同体意识，主编的导向从“实业”、“矿产”、“教育”、“恶俗”到说“国家”、“亡国”论，其中关于国家存亡的论述百分之九十的比重，而且无不带有“外竞”的色彩。所谓“外竞”，即是群策群力，以一国或一族的力量一致对外[7]。《说国家》里自述自己生长到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8]。《亡国篇》里则有分明的炎黄子孙、文化中国意识：“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个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是可称作‘换朝’，不可称作亡国。”[9] 从陈独秀以及《安徽俗话报》作者着力强调的内容看，虽然它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不乏批判性，但他们的主要倾向还是在保忠报国、救亡图存上。这里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一个抽象的、集合的概念。在民族立场上，也是一致对外的共同体情感。这一传统民族主义是独立的国家意识的前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在基本范畴上还不能与现代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它更多的处于种族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过渡带上。所谓种族主义，也就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同情的联系和团结的情感不超出群体的内部”[10]。中国人对外国人“洋鬼子”和外国人对中国人“中国佬”的称呼可以印证这样一种种族心理[11]。 二、现代民族主义：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 时至1915年9月，《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撇开其在创刊号上的开放意识和世界情怀，单就其“名副其实”的《我之爱国主义》等文就足以看出其文化民族主义情怀下沉，世界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情怀上升的趋势。及此，陈独秀的民族思想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主义。他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文化，而且走向了现代的政治诉求：民主主义。他和他引领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以开放的世界主义胸怀借鉴着舶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谱系，履行着以法兰西文明为取向的启蒙职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是一场启蒙运动，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先知先觉以民族独立、国家存亡为立足点，其着眼点从民主、自由、平等诸原则出发。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民主的民族主义价值趋向，触摸到的是一段个人自觉、自立、自警、自爱的爱国主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