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且还表现为一次次前后相继的民众实践运动，甚至是各种政治力量手中的重要招牌，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与之相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诠释的工具，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曾被研究者们广泛使用。然而，仔细检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却可发现，相关的专题论文与论著，为数并不多，而有分量者更是屈指可数。这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为了推动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06年1月7-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是为2006年8月即将召开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做预备。以史学界为主，包括哲学、文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界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做了多样性的解读，涉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表现形式、主要特征、历史评价等诸多问题。而与会学者在诸多问题上认识的分歧与争论的激烈，正显示了相关研究的亟待深入。 从“民族主义”的历史评价说起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几乎是每位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 马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情结制约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这一遗产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如果继续坚守民族主义立场，我们就有可能因不遵守这个星球的一般规则而被排斥在世界一体化的生活之外。马勇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态度主要是批判的、否定的，认为它多有消极作用而少有积极作用。与此相反，宋志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近代中国人面对空前深重的灾难，失去了原有的信心，而民族主义的高扬恰恰起到了解决自卑感、提升自信心、增强凝聚力的作用。所以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对于马勇和宋志明的观点，绝大多数学者表示不能赞成。耿云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而近代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内容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而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应当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耿先生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评判可视为“双刃剑”说。李文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同样不赞同民族主义评价中的肯定说与否定说。在他看来，两种观点都是偏激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既不能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煽动，也不能把民族主义说成是让中国回到闭关自守，它本质上是让中国以一种平等的资格进入世界。因此，他更赞同耿先生所倡导的理性民族主义。郑大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提出要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因此，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潮，起的主要是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则较复杂，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如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它们所起的历史作用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有的完全是消极的作用。所以，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否定说、肯定说、“双刃剑”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基本上概括了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历史评价的主要观点。分歧的存在便于推动研究的深入。而研究者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也提示我们注意到，历史评价的背后事实上隐含着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不首先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评价就难以令人信服，更无法达成共识。 亟待厘清的一些问题 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评价紧密相关联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特殊性问题。而这一特殊性既包括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生成的特殊，也包括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内涵的特殊。 民族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的近代民族观念受到日译西书的影响，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又不同于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根本不曾存在过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但将“民族主义”作为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却又未尝不可。既如此，那么，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生成的？此亦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生成的特殊性问题，也就是刘桂生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所说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内在机缘”问题。在刘先生看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需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民族主义的外延；二是民族主义的内在机缘；三是方法论问题。这里所说的“内在机缘”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生成的特殊文化基因问题。最近的研究证明，“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文献固有的名词，而非日本传入，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南齐书》。这就在词源学上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日本传入说”。这样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同样，对于民族主义也应该首先做一些“循名责实”的研究工作。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背景，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特殊内涵与特征。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二是社会进步，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史革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反对目标的双重性；与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不断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这些都是从宏观上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内涵。然而，宏观研究的深入尚待微观研究的积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胡伟希教授从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入手，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的特殊性。他指出与西方民族主义由法国大革命所酝酿，最终却演变为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强劲意识形态不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西方传入之初，即与自由主义思想相互促进，甚至互为一体。然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其实是松散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来说，国家富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当民族主义或者国家富强的诉求与其心中的民族政治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以保全国家富强的要求。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他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引入西方的自由主义，但由于其思想的潜意识源自民族主义，因此导致其在国家理论上的重大失误，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民主建国问题。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可谓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特征。张昭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以梁启超、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例，考察了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问题，并得出结论：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外观念，为近代思想家论证和宣传“民族国家”独立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和有力支持（这一点与儒学中“民主”资源的缺乏适成对照）；另一方面儒学中所含有的“天下主义”、狭隘种族观念等成分，又成为阐述民族主义思想的负累。而近代思想家传统学术背景和政治派别归属的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的复杂性。此外，近年来学界对孙中山、胡适等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而言，从人物与事件的个案入手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正是基于中西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郭双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强调，在民族主义研究中，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评判体系，如何处理好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化及现实的关系，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