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6)02-0120-05 在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流传的各种反洋教文本诱发或推动了教案的发生和发展。周汉撰印的反教文本就是其中的一种，在中国的南方影响较大。在周汉文本内容中，维护类、指斥类和批评官府类词语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价值取向是明显的；在文本形式上，采用了论说、对联、民间小调、图画等手法，还假托官方的文告、绅民的公议和教民的反省等等，其目的就是使其文本便于传播，鼓动受众。本文借助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概括周汉文本的特征，分析文本与其传播之间的关系，并对周汉文本及其影响做出评价。 一 在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晚清，教案处于高发期，中外纠纷不断。各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往往各具特点，湖南以大规模反洋教宣传晶的刊发而著名[1](P117)。在籍补用道、湖南宁乡人周汉撰刻了大量的反教书帖，这些文件“对民间反教意识的提高，反教行动的促成，自具有深重的影响”[2](P418～419)。新一轮教案纠纷的发生与周汉文本的传播、鼓动息息相关，也达到了周汉文本宣传鼓动的主要目的。正如乔维特(Jowett.G.)所说：“宣传是指经过深思熟虑和有组织的尝试，去整合认识，操纵认知，指导行为，产生一种能使宣传者的强烈意愿得以实现的回应。”[3](P425)归纳起来说，周汉反洋教文本的传播效应是多重的。 文本最直接的传播效应是诱发或推动了以长江流域各省为中心的教案。从1889年开始，周汉开始撰刻、印刷反教文帖，这些文帖与教案的发生发展相始终。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在以往各次反教会斗争中，都有舆论鼓动。然而……它们流传的范围大多不广。但长江教案则不同，其反教宣传品种类之多，流传之广，舆论声势之大，都是空前的。这次反教的舆论中心在湖南，主要是周汉为首的几个湖南士绅，通过编印散发仇教宣传品制造起来的[4](P228)。当事人也认为周汉的宣传品是祸乱之首，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说：“（光绪十七年七月）近来沿江各省教案纷起，无故生波，处处骚乱，事事棘手……推究所由，皆由此项揭帖，散布鼓煽所致，实为祸首乱源”[5](P2883)。甲午战争和德国出兵山东后，受到革职处分的周汉再次撰刻了一批反教文帖。“湘省常德、衡州、澧州等处教堂频年肇衅，赖有司毕力弹压，竭虑调停，仅乃免于决裂，不图（周）汉复出而扬其波也”[6]。 文本传播引起的动乱使清朝政府感到了恐慌。长江教案发生后，清朝统治者继续采取措施，对制造、传播、张贴文帖者，予以打击。光绪皇帝要求张之洞查办教案，并批准对周汉进行处置[7](P558)。尽管严密防范，但书文揭帖仍在流行。到1897年，山东因教案起衅，德国派兵占据胶州海口，为避免国内大规模的教案的再次发生，光绪帝“饬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保护教堂教士及游历洋人”[8]。周汉来到长沙，刊印大量反教文帖。为避免事态继续扩大，在外部压力下，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周汉收押，并发布告示，“无根谣言，滋闹教堂，应按匿名揭帖罪例，处以绞刑”[9]。 文本的传播导致了外国势力的介入。一些欧洲人看到传教士寄回来的这些宣传品，皆“切齿愤恨”，污蔑中国为“半教化国家”[8]。1891年，长江教案发生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中国士大夫阶级中的反外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这些分子的大本营和中心是湖南，但他们的宣传品传播到整个帝国内”[10](P41)。他们指名要求惩处周汉。德国公使巴兰德声称：“兹查此项书籍揭帖来自湖南，以千万本布散沿江各省。若不赶速设法杜绝，明春不免再开衅端。”[11](P1281)他们一再要求从重处罚祸首。1898年，英汉口领事称“长沙湘潭十数州县地方，仍有早年造帖之人周汉，复编极恶揭帖，各处粘贴。……深盼贵抚部院刻即赶紧饬将造帖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12]。湖南巡抚于是做出了回应。 教案的发生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中外纠纷，文本的传播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媒介一方面分析教案发生的原因，例如，《申报》的一则评论文章指出：“凡闹教之先，必有匿名揭帖遍粘衢巷……藉以煽惑愚人之心志，蚩蚩者胸中本无成见，一为邪说所惑，此心即怦怦然动矣”[13]；另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处理和消弭教案的具体办法。“捏造悖谬言词投贴匿名揭帖者，将投帖之人拟绞立决，又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监候”[14]。除此之外，媒体登载文章，晓谕百姓，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反洋教。例如，《湘报》有一篇以湖南某绅士的名义编成的《大家想想歌》[15]，其目的就是做说服工作，以此消解反教文本传播的影响。 周汉文本的传播效应也使周汉名噪一时。吕实强说：“周汉在当时，虽然足迹不出两湖，但因为他激烈的反教，而成为举国闻名的人物，其声名甚至及于国外。”[2](P459)周汉的行为得到部分绅民的认可，当周汉的“供词”从狱中寄出后，群众为之刊印，并题名为“天柱地维”。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有官员建议释放周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到1904年长沙开辟为商埠时，西方势力对以周汉为代表的湖南人还是心有余悸的。如日本人安井正太郎说：“各国教会的牧师侵入湖南的越多，湖南人的排斥也越厉害，有名的排斥派首领周汉，使得各国牧师为之胆寒。”[10](P48)周汉因反洋教宣传而闻名，反过来又刺激和助长了周汉的非理性行为。 二 周汉反洋教文本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首先是因为有特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在当时，晚清社会的几乎整个阶层对传教士、洋教、教民都是敌视的，而且在全国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教案，由此形成了一场运动。因为洋教伴随着西方势力，深入中国，本来具有“侵略特质”；传教士利用治外法权，强占民间地基和房屋，甚至公然干涉地方行政；基督教文化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有相冲突的方面。所以，教案持续不断，而清朝地方政府在处理教务纠纷时，缺乏一贯和具体的政策，遇事临时处理，比较被动和软弱。关于这一方面，许多文章作了专门的探讨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周汉反洋教文本与其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周汉文本的特征是其产生极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