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12-0099-08 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已经作为极肮脏的一页载入历史。在今天看来，这种贸易的不道德是无可争议的。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1830年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一些具有正义感的英美商人，也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出发，对鸦片贸易不断进行了谴责。但从事这种贸易的鸦片贩子，特别是来华英国商人，则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为自己辩护。这样，在广州、伦敦、甚至在英属印度，就形成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在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后达到高潮，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中西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史实，但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必要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当时在广州口岸发行的英文报刊为主要史料，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 1830年代的多数年份，鸦片贩子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在2万箱以上，换取的白银（包括银元和银锭）每年都在1000万元以上。如此大量的鸦片，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道德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和清政府政策的演变，包括严禁与弛禁的讨论与禁烟运动，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这里不再重复。 在来华西方人士中，鸦片贸易也引起了激烈争论。站出来在媒体上对鸦片贸易进行谴责的，主要是当时在广州和澳门一带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广州的外国商行中，美国的奥立芬商行(Oliphant & Co.)是鸦片贸易的著名批评者。这个商行不仅自身拒绝从事鸦片贸易，而且长期呼吁其他商人放弃这一伤天害理的生意。基廷(Arthur S.Keating)则是英国商人中仅有的公开批评鸦片贸易的人。 但当时大多数来华贸易的英美商人都从事鸦片贸易。他们发现这“比其他同样安全的生财之道远为有利可图”，[1]故竞相加入输入鸦片的行列。正如《广州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我们相信，所有（外国）商人，或多或少都从事鸦片贸易，或是为他们自己，或是为他们的合作伙伴。”[2]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厉行禁烟，所收缴的2万余箱鸦片，分别属于55家英、美和印度巴斯人商行或商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所有的鸦片贩子，可见来华外商从事鸦片贸易的普遍性。正因为来华英美商人普遍参与鸦片贸易，他们自然成为这一不名誉的行业的积极辩护者。同时，在英国和印度形成的鸦片利益集团，也在伦敦和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制造为鸦片贸易辩护的舆论。 鸦片贸易的批评者首先关注的是这一贸易的道德问题。 1838年孟加拉《印度之友报》的一位作者指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矛盾”：“与鸦片贸易有关的所有情况都如此奇怪，而且与我们的信念不相一致。我们看到，在一方面，文明的、受到启示的不列颠基督徒政府，为了麻醉中华帝国这一公开目的，在东方绷紧了每一根神经增加印度的鸦片生产。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半文明的中国政府竭尽全力拒斥这种物品，从中不难看到其社会性的和政治上的美德与勇气。”①这位作者表达的是一般公众对鸦片贸易的看法，应该说这种看法来自基督教社会的道德准则。 更早从道德的层面对鸦片贸易进行讨论的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发行的《中国丛报》月刊。1837年11月，该刊刊登了在印度的基督教传教士斯图尔特(J.C.Stewart)所写的小册子《论对华鸦片贸易》。斯图尔特声明，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于这一贸易是否符合道德的疑问”。他通过鸦片对人体的危害、鸦片贸易违反基督教伦理的论述，谴责了这一愈益扩大的走私贸易。[3](PP297-305)之后，声名狼藉的英国鸦片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在该刊12月号以“一位读者”的名义发表文章，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接着，1838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又发表了另一位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基廷以“另一位读者”的名义发表的反驳文章。这两个“读者”以《中国丛报》为阵地，在1838年又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一次关于鸦片问题的论战。 在这些文章中，因义士反复强调的是，“食用鸦片在本质上是清白无辜的”；[4](P526)中国之所以出现鸦片问题，是因为鸦片被“过量使用”。而基廷的几篇文章主要论述鸦片贸易违背了基督教道德原则，在中国造成了罪孽。针对因义士等强调鸦片无害的论调，基廷反驳说，设想“中国的平底船，将像砒霜这样无害的物品，作为一种外国情调的时髦奢侈品运进英格兰”，这种“奢侈品”在英国流行起来，成千上万人趋之若鹜，终因它造成的恶果而遭禁止。再设想中国的平底船对抗英国的禁令，在靠近海岸的圣乔治水道停泊，并继续不断地将砒霜运进泰晤士河口；在此情况下，“每年的消费量都在上涨”。鸦片利益的辩护者们对这一设想怎么看呢？[5](P409)因义士看来拒绝回答这一问题，没有在他的后续文章里作出像样的回应。针对因义士强调的鸦片在中国如同酒在西方世界一样的观点，基廷反驳说，难道“因为西方世界的人民用酒来毒害自己，他们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就是正确和适当的”吗？[5](P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