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革命

——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岭峻,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湖北 武汉 430063)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谣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起义的发动过程中,“清政府正在捕杀汉族士兵”谣言将大多数士兵逼入造反者行列;其次,在起义扩大的过程中,清政府无法控制作为舆论领袖的地方绅士们,致使各种谣言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清政府虽然也企图通过谣言收拾人心,但因其公信力的彻底丧失,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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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5)06-0141-05

      一、文献综述

      传播(包括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此,在传播学确立之初,从传播角度考察人类政治生活即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对传播学有奠基之功的加拿大学者因尼斯 (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即明确指出:“在一个广泛区域的组织里,传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一个广泛区域的有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传播”。[1](p7)不过,在因尼斯的一系列著作里,政治传播学更多的是作为一些原则而被提出的,简言之,因尼斯所反复强调的是传播手段与政治发展的同步关系,按照其原话,就是:“历史是一系列被不连贯所分开的时期,每一时期都被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所分解,这些媒体形式吸收、记录和传递信息使之成为与制度化的权力结构一致的知识体系。”[2](p115)但作为传播手段的媒体形式是如何在细节上影响政治发展的?对于这个问题,因尼斯并未提供更进一步的微观研究成果。

      在因尼斯之后,虽然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细化,但学界更多地还是关注大众传播媒体(譬如广播与电视)与政治发展(尤其是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政治传播学的另一重要领域——谣言对政治的影响,则是甚少涉及。而从政治实况看,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高效,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这便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的谣言不可能完全淡出西方学者的视线之外,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即是一本主要从谣言角度研究清代政治危机的扛鼎之作。然而,从总体上看,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研究谣言的成果是非常稀罕且颇多错误的。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著有《谣言》一书,但其关于谣言的定义即是很难令大多数读者苟同的。按照其定义,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3](p18)。但这个定义显然不能解释在政治史中许多谣言恰好是经过官方“证实”的。

      总之,谣言作为政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研究成果的质与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笔者拟以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为个案,对于谣言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作一初步疏理,并希冀借此唤起学界研究谣言与政治的兴趣。

      之所以选择武昌首义作为解剖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两层考虑:

      第一,笔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谣言是指:有意或无意之间在一个社会上广为散布的不真实信息。而从武昌首义看,其爆发、扩展乃至成功,都可发现“谣言”的幽灵。

      第二,武昌首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关于它的档案资料与回忆录皆已公开,研究较易着手;而从谣言角度研究此问题的论著,目前尚付诸阙如。

      二、谣言与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当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 (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4]。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5](p9)。(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6](p81)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澂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7](p167-168)。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8](p217)。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回过头来考察这则谣言的传播,不难发现谣言所特有的简化原理在这则谣言的流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简化原理,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谣言进行分类从而避免问题的复杂性。1947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9](p89)事实上,在宝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也经历了一个被简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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