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6)01-0092-07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趋向尖锐激烈，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阵营趋向明朗简单。而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是否“排满”的斗争目标上，维新派与革命派为此提出了各自的文化观念变革的纲领，这是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形成的历史条件和主观动因。 一、“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思想 “中体西用”从政治功能上反思民族文化的不足和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促使维新派从甲午战争失败中去分析认识中西体制和中西文化的基本区别，进而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高度去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锻造人们的民族民主思想。谭嗣同说：“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1]这正反映了这一思路历程的必然性。 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一文中指出：“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即中国并非“天朝上国”，西洋亦非“夷狄之邦”，皆是众多民族国家之中一个分子。洋务新知识分子群体企图在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基础上兴办洋务事业，挽救民族危亡，有学者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2]但“经济民族主义”难脱与“夷夏之辩”的干系。汪康年曾说：“中国自古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其外皆蛮夷视之。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太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①传统“夷夏之辩”已不适应于近代民族竞争的激烈残酷，必然走向近代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演变即是其反映。 1897年，梁氏在《变法通议》中提出的“泛黄种主义”，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和东方民族的侵略与压迫，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已超越了过去二百年来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所以，他认为首先要从“平满汉之界”做起。然而，从理论上分析，此时梁氏的“泛黄种主义”仍未脱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辩”的思维模式，虽然“华夏”的内涵已扩展为黄种人，“夷”的内容已改为西洋。不过，梁氏此时的思想已处于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之中。[3] 1898年10月，梁氏因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先后到日本、北美、澳洲等地考察，且广读西书。他称自己“自东居以来，广搜西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判若两人。”[4]日本面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扩张而决然奋起的历史事实，罗斯福巡行全美时所发表的“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的演讲，“足以使国人猛醒。”[4]梁氏开始从民族斗争的历史高度完成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基本问题上： 1.弃“小民族主义”而行“大民族主义” 1903年10月4日，梁氏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上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提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两个概念。他阐释道：“吾中国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本国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5]梁氏认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已使之成为一个大民族，具有“民族共同之感情”，而“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6]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识和“国家意识”的新觉醒，即是“大民族主义”，亦即近代民族主义理念。 梁氏力主中国采“大民族主义”，他首先从国家存亡的高度反对革命派“排满为先”的种族革命的主张。并警告革命派：当前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不是满洲政府而是帝国主义，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民族危亡”，是“救国”。“苟以救国为前提，无论从何方面观之，而种族革命总不能为本身手段，为直接手段。”[7]种族革命是种族复仇的暴力革命，必然会导致不完全的共和，其结果是招致帝国主义干涉，而“像义和团善后方法一样，拥护旧王统，实收机会均等之效果。”[7] 其次，他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强调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针对革命派提出的“中国已亡于满洲”的说法，梁氏指出：清朝代明是改朝换代而非亡国，满人明朝时已是中国的臣民，“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历史上所见数不鲜者。而亡国问题，安自发生耶！”[7]况且，中国是“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而组成的大民族，帝国主义入侵是针对整个“大民族”，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8]如此看来，“梁氏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是汉族联盟排斥在辽阔的中国境内生活的其他的民族，而应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外来的入侵民族。”[9] 2.弃“天下观”而取“国家观” 梁氏认为，建立民族主义国家最为顽固的观念障碍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他说：“我国人爱国心之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变”、“道器之变”、“天朝上国”、“四海归仁”等等观念，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天下观”，是把中国当成世界而非世界的一个民族国家的蒙昧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因而导致两个弊端：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认为天帝之代表”，以致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然则，国家与朝廷并非一事，“朕即国家”更是荒谬。“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故“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徧。”若朝廷能够代表国家民族利益之时，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反之，“朝廷为国家蟊贱”之时，则“正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8]可见，“忠君”与“忠国”是“天下观”与“国家观”的基本区别。二是因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即“束身寡过主义”。它对暴君奸相、贪官污吏、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漠然视之。“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是故“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