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1-0116-08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夏间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决不是偶然的事。它是国内民主革命派力量壮大和民主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孙中山的救国革命思想实践与留日学生界革命风潮高涨所形成的结晶。20世纪初年，孙中山以中国民主先行者的言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了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因此而成为海外留学生群体及国内知识界的政治灵魂和信奉的革命领袖。在同盟会的筹建过程中，孙中山实起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孙中山十多年组党实践经验的升华，没有他最早提出并在斗争中不断完善的民主革命政纲，没有他热心联络和团结各省留日学生精英，就不可能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长期重视与从事建党活动——在建立兴中会后不断摸索扩组新革命团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十多年来组党革命经验丰富和升华的产物。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十分重视政党建设问题。他认为：“革命事业千头万绪，不可殚述”，要其荦荦者有三：“（一）立党……（二）宣传……（三）起义……”[1]（第7卷，63-64页），将组建革命政党摆在进行革命活动的首位。他还多次向党内同志强调说：“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1] （第9卷，96页），“唯以后所应留意者有一事，……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革命运动的发展与成功，“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1]（第5卷，262-263页）。正因为孙中山认识到革命政党建设之事关系到救国大业的成败，所以他从立志革命救国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民主革命党团的组建、建设和发展工作。 孙中山组党活动的酝酿阶段，可追溯到1890年前后他在港省集合志士力倡反清革命言论，并拟筹建团体之时期。当时，孙中山所在的香港西医书院及“四大寇”聚谈的杨耀记店，“可称为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2]（53页）。1892年初，孙中山结识辅仁文社领导人杨衢云，彼此倾谈“救国大计……，达旦不倦”，杨“主张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共策进行”，孙深表赞同。次年冬初，尤列借得广雅书局内之抗风轩为集会地点，孙中山召集陆皓东、郑士良、程璧光兄弟等8人在此开会，“提议宜先组织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名”；事后，杨衢云对此举“大称善”①[3]（第5集，9页）。这是孙中山力图联合省港反清志士组建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和预演。冯自由因此而称抗风轩集会“是为兴中会倡议之第一声”[4]（26页）。 广州抗风轩集会表明，坚持立党以行排满革命，是孙中山心中的主体目标。因此，当他在1894年秋上书李鸿章以求和平改造祖国的幻想破灭后，即猛然醒悟清廷已无可救药，“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5]（141页）。于是，决志赴檀香山纠集海外华侨组建革命团体，然后“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义举”，以武装革命推倒清王朝。孙中山抵达火奴鲁鲁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发动工作，于1894年11月24日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家里举行会议，与会者有华侨李昌、刘祥、邓荫南等25人。会上，孙提议成立一革命团体，“定名曰兴中会，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并宣布所起草章程九条，众无异议”。接着，与会者依章程规定投票，选出刘样、何宽分任檀埠兴中会正副会长，又选出文案及值理等职员多人。会后，各人皆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弍心，神明鉴察。宣誓时由李昌朗诵誓词，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如仪而散。”此后，各埠华侨先后入会者有孙眉、杨文纳等“九十余人”[3]（24-27页）。两个月后，檀香山的兴中会员发展到126人[4]（第4集，24-36页）。旋于茄荷雷、百依两埠设立兴中会分会，以孙眉、邓荫南分任会长。檀香山兴中会是孙中山按照一定程序，“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1]（第7卷，63页），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建党生涯。 考察孙中山最初十多年即兴中会时期的组党活动，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注重并一直坚持组党的程序和仪式，其内容包括订立章程、填写盟书、宣读誓词、选举会长及职员等。这些在檀香山兴中会时就已基本成型，并为后来美檀的中华革命军大致沿用。而到欧洲留学生革命团体和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在原有程序和仪式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更注重仪式前的理论宣传和政纲解读，并贺入党者已非清国人，及授予会员见面手势与暗语等。由此可以看到，建党程序和入会仪式，是孙中山建党理论与实践的组成部分。坚持履行这些程序仪式，为的是使加盟者明白入党之目的与作为党员应尽的责任，同时也为了保障党的组织机构能正常而有效的动作，并坚定每位加盟者的信念和决心。当有加盟者诘难当天发誓一事时，孙强调宣誓手续非常重要，“非此无以表示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6]（104页）。 其二，孙中山始终将建立兴中会总会及各地分会作为头等大事亲自抓并持之以恒，当时组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反清武装斗争。为实现归国起兵、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心目标，1895年1月，孙中山偕邓荫南等人回到香港后，即与陈少白、杨衢云等共商组党事，获一致赞同。2月21日，似“四大寇”和辅仁文社成员为骨干的香港兴中会总会，按孙修订过的10条章程与檀岛入会誓词，在中环士丹街13号宣告成立，先后加盟者数十人，对外名曰乾亨行，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为就近谋划策动广州起义，孙中山于3月间偕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设立兴中分会，以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会所，对外称农学会以掩人耳目，先后加盟者达数百人，自是积极开展筹款购械及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及水师等起义准备工作，“此为中国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4]（第5集，10页），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