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溥仪研究会已经在2005年8月正式成立，该会的近期及远景规划正在制订中，将组织会员广泛搜集有关溥仪的历史资料、遗物、遗墨等，适时出版著作、筹办专题展览、拍摄影视片，加强学术交流，还将为长春文化旅游开发出谋划策。笔者从事溥仪研究20余年，在此背景下，对溥仪研究的方方面面成果的综述，就显得相当有价值和意义。 一、溥仪生平研究的价值 首先，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溥仪的身份在沧桑历史中不断变化，由清朝皇帝最后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于这个特定身份，在溥仪与慈禧、光绪、袁世凯、蒋介石、张作霖、张学良、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毛泽东、周恩来、胡适、泰戈尔、梅兰芳、马连良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中间，都曾有过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实在是一位特别富有传奇性的人物。 其次，溥仪的一生恰能折射中国20世纪时代的内涵，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从1906年溥仪诞生，到2001年李玉琴逝世，这是刚刚过去的一个中国的世纪，是旧的封建帝国向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变的一个世纪，溥仪与他的后、妃、贵人和妻子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生沉浮，恰能揭开尘封百年的中国末代皇帝的政治和生活传奇，恰能折射出从旧的清朝封建帝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华民国，再到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最后到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历史阶段的内涵。我们从溥仪这个视角，能够看清近代中国复辟派的反动政治理想及势力的消长，看清中国封建代表人物与民国官僚和军阀的勾结，以及他们跟帝国主义相互依存的真面目，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再次，溥仪研究是吉林省乃至长春市地域文化中人物研究不可缺失的一环。 最后，溥仪的成功改造和光荣的后半生，对统战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及其改造世界、改造人的实践活动的总结等，具有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溥仪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溥仪生平的出版物已经出现。主要有英文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亨利溥仪传》（德菱著），日文版的《满洲国皇帝陛下》（和泉诚一著）、《满洲国皇帝——新帝国创建秘史》（中保与作著）、《满洲国皇帝圣谕》（渡边龙策著）、《扈从访日恭纪》（林出贤次郎著）和中文版的《今上圣德记述纂要》（胡嗣瑗、沈瑞麟、张景惠、林出贤次郎等著）。这些书或是与溥仪有师生、君臣等特殊关系者的回忆录，或是记者、作家的受命应景之作，它们与当时拍摄的《皇帝陛下御访日》、“皇帝陛下”到各地“御巡狩”以及溥仪与婉容的后宫生活等纪录影片，保存了一批资料，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1945年8月伪满垮台，不久出了一本名为《裕仁与溥仪》的小册子，站在痛斥汉奸的立场上评说溥仪，属于宣传品。其后又有一本10多万字的《满宫残照记》问世，作者秦翰才曾在抗战胜利之年两度旅居长春，参与“接收”东北，其间在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得见伪宫原存档案，动了写书的念头，遂实地考察了伪满“帝宫”、未建成的杏花村“新宫”基址和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并走访了溥仪的懿亲、侍从武官以及伪宫内府官员等。他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满宫残照记》，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史料。后来，秦翰才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大多散佚于战火，其书更显得珍贵了。 20世纪50年代有位记者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溥仪，写了一本访问记，以《末代皇帝传奇》为书名出版。作者潘际坰随即当上了“右派”，后来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笔。 20世纪60年代初，《皇帝溥仪》在日本出版，作者山田清一郎伪满时曾“觐见”并与溥仪长谈，溥仪囚居苏联时他也到过那里。两三年后《悲剧皇帝溥仪》在英国出版，作者亨利·马克利伯没见过溥仪，也不曾访问或考察，书中没有新资料。 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并陆续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一时成为被广泛引用的溥仪经历的权威著作。 1966年前后，以溥仪的经历为内容的《最后的满洲人》在英国出版。作者保罗·克兰玛系美国人，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他的这本书充分表达了欧美人对溥仪生平的兴趣和认识。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又出版了工藤忠撰写的回忆录。此人清末时跟随陕西巡抚升允，后来到天津留在溥仪身边，伪满期间一直给溥仪当侍卫官长。溥仪在东京法庭作证时，已经返国的工藤忠特意前往旁听。作为溥仪信任的唯一的日本人，他在回忆录中叙述的耳闻目睹的溥仪，是真实的、生动的。 此前半个多世纪里，海内外报刊还大量报道了溥仪的生平活动，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毕竟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其间也有过文学家介入这一题材，如岳骞的《兰花幽梦》和田布衣的《末代皇帝外史》等；也有过电影工作者前来北京拍摄溥仪特赦后的生活，如1961年日本人摄制的《皇帝与庶人》和稍后由前东德人摄制的纪录短片等。更应提出的是，中国新闻社还在1963年至1965年间摄制了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三、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 1.家传史料 家传史料是指研究对象遗留的各类文稿，主要包括未刊手稿、日记、信函、笔记和音像资料等，这些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溥仪先生逝世于1967年10月17日，最后遗产是几十万字家传史料，机遇突然降临在我的身边。1979年8月初，我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的委派，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途中曾在北京停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先生建议顺便拜访李淑贤女士，于是借助他与李淑贤的老关系，很快就在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四合院内一间不起眼的东厢房里会见了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