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齐步前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应该说，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同样，对不同时期社会史自身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史学界总结与反思的自觉性①，同时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愚自1982年师从乔志强先生学习中国近代社会史，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算来也有20年的时光。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撰写这样一篇反思性的文章，权且作为一种“自我反观”。不妥之处，尚请指教。 一、学科内史：“本土化”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政治史范式代表了主流方向，基本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远非革命史研究框架所能承载，况且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所以，如何打破旧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研究框架，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对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互涉、理论创新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198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形势的转变、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这样一种纠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复兴之初，中国社会史研究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②，是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将社会史定位成专门史或一个流派，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对重建和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工作意义重大。③但在一片“史学危机”的氛围中重提社会史研究，人们既感兴奋又感犹疑，既是新奇又是迷惘，对诸如什么是社会史、如何研究社会史等问题还存在困惑和争论④，而这些问题又是必须要解答的。 对于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在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上就形成了“不可不议，也不可多议”这样一种向前看的策略，认为学科兴起和重建不可不大体规划，但主要应展开社会史具体问题的研究，等到具体问题研究深入开展以后，社会史的理论问题就会容易一些。这一形势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起步阶段理论研究的滞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固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但当年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并不完全等于新时期的“社会史”，二三十年代的一度繁华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抛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不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宗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探讨，而50年代的革命史学中止了这一进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面临如何延续和继承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同时又开拓新领域、进行理论探索的双重任务。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结合社会史学科建设工作，一些学者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等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的大讨论，掀起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随后，几部特色鲜明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相继出版，一些学者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对社会史的理论思考。1992年山西大学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他认为社会史是从属于通史的专门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相邻。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该书的出版“使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⑤。陈旭麓先生不同意把社会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专史，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⑥《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即体现了上述认识，该书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嬗递。张静如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他不同意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从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⑦他先后主编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两部著作。前书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方面建构社会变迁的整体状貌，后者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考察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化。龚书铎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主要内容则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以上几部著作或为通史，或为断代史，乔、陈二先生的结构似较为接近，但前者偏于社会的横向联系，后者注重了纵向的变迁，即所谓“新陈代谢”。张静如所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则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之外加入了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传统史学加上社会史的特点。这几部通论性的著作，风格不同，各有侧重，时至今日，学界对上述几部著作褒贬不一，但在当时为社会史研究划出了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这是社会史为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⑧其展示出的更大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架构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⑨现在看来，上述几部论著虽各具特色，但也显示出一些共同的取向，第一，在研究时段上，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在社会史理论的思考和建构中，更多地借鉴和运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起步之初广大学者的共识，但社会史的社会学化倾向又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史学方法论上的单调性、依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