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载淳死于何病？历来说法不一。官书说死于天花，稗史笔记则称死于梅毒。其实《翁同龢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同治帝得病到死亡，逐日都有记载。他是同治帝的汉文师傅之一，《日记》所记都是亲历之事，比之传闻，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兹按《日记》结合有关说法，就同治帝病情及死因略作论析于下。 据《日记》所记，同治帝于1874年11月29日（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两苑怡游时着凉，[1]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者皆撤。10天后即12月8日（十月三十日），开始“发疹”。[2]次日经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诊断后，确定是天花。[3]12月10日（十一月初二日)，翁同龢与其他汉文师傅，清早到内务府大臣坐处，即按皇帝出天花时大臣都得换穿花衣，悬红绢于胸的规矩易服，“托案上人请安，送天喜”，上午约9点钟，会见请脉后回来的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得知皇帝自患天花3天来“脉沉细，口渴腰疼，懊恼，四日不得大便，项颈稠密，色紫滞干艳，证属重险云云。不思食咽痛作呕。”他察看了昨、今两日的处方，都用芦根、元参、蝉衣、金银花等，吉更、牛蒡、紫草、葛根、酒军等药，皆“凉润之品”。[4] 从12月9日到10日，同治帝病症确诊以来，翁同龢自太医处得到的讯息、看到的药方，确实是天花。而且传出自确诊天花后12天中，“奏折用黄面红里，穿花衣补褂，供娘娘，递如意。”翁为此还特地到市肆购买如意二柄，加上已有一柄，“预备如意三柄，明日呈递”[5]。 从12月11日（十一月初三），从《日记》称：“天明后同人始集，先至案上请安，知昨日申初（作者注：约下午三时）大便已通，进鸭粥二次，得眠，咽痛亦减。见昨晚方，有渐见光润之语，不胜喜跃。”下午4时请脉。翁抄得药方：“脉案言大便已通，胃口渐开，诸症皆减，惟顶陷板实（翁小注：又有攒簇字)，色带紫滞，毒尚未清，阴分不足，故皮根未能松绽云云。方大致如昨（翁小注：芦根、牛蒡、酒军二千，吉更、元参，馀不记，引用蚯蚓。）遂出。”[6] 此后，翁每天进宫问安，回寓后必在日记中详述脉案和药方。皇帝病情似有起色，天花渐见放白行浆。到12月15日（十一月初七日），脉案言：“阴分尚能布液，毒化浆行，化险为平。现在天花八朝，浆未苍老，咽痛音哑，呛颏胸堵，腰酸等尚未骤减，若得肾精不动，胸次宽通，即为顺象云云。又言阴分未足。当滋阴化毒，大致如此，凡二百许字。”《日记》当天记皇帝起居：“昨天大外行一次，进稀饭多半盂，元宝汤（翁小注：即馄饨）多半盂（小注：似两次）而已。” [7]看来天花已在逐渐发出，但皇帝体质仍然虚弱。 12月16日（十一月初八日）传下圣旨今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同起进见。这是自同治帝得病以来，翁同龢第一次被召见，也是军机、御前大臣第一次被召见。他和诸臣先至养心殿东暖阁，见两宫太后正坐于御榻，手持蜡烛在察看皇帝天花病况。太后命诸臣上前瞻仰，同治帝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晬，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瞻仰毕，略奏数语皆退”。[8] 如果说，在此之前，翁同龢只是从御医的脉案和处方中了解皇帝的病情，那么，这次是他亲眼所见病中的皇帝。他看到了“花极稠密”的真像，看到了皇帝“天颜温晬”、“目光微露”的虚弱憔悴样子，看到了两宫太后秉烛观察的焦虑神态。这一切在他心头抹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当天“彻夜不得寐”。 翁与诸大臣退出东暖阁后，又被传入觐。这次是两宫太后召见，讨论皇帝天花期间政事如何运作。因为慈安向来不大过问朝政，召见臣工向例由慈禧主持料断。她说：“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章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显然，慈禧要借臣工之口说出自己想要的办法。大家心领神会，提出“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慈禧命诸臣“具折奏请”，即作为“公论”，向皇帝建议。召见中，慈禧又提出：“上体向安，必寻娱乐，若偶以丝竹陶写，诸臣谅无议论？”这是个君臣之间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朝野早已私议纷纷，哄传皇帝在内监和宠臣导引下常微服私行，寻花问柳，只是碍于君臣名份，不敢公然直说而已。估计太后也有所风闻，想用丝竹音乐取代，转移皇帝兴趣。既然太后已婉转提到此事，要求臣工体谅，于是“诸王跪向前，有语宫闱琐事”。其中惇亲王奕誴因“奏对失体，颇蒙诘责”。大概是他如实反映了皇帝私生活的放浪，遭到太后诘问训斥。问题实在太敏感，直白会使双方难堪，最后便不了了之。翁在《日记》中描述慈禧当时的状态说：“皇太后调护过勤，焦忧过甚，不免流涕。”[9] 召对结束后，翁与诸臣退至枢廷拟稿，恭请两宫在皇帝天花期间“权时训谕”，代行懾政，俟来年天花期满皇帝病好后“再照常办理”。奏折拟完正要散时，又传再见。大家便齐至西暖阁叩见太后。慈禧说：“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估计是她怕皇帝对此有看法，决定再召见廷臣，叮嘱他们见机行事，不可渎请。[10] 第二天17日（初九日），皇帝与太后又在东暖阁召见翁同龢与军机、御前大臣。《日记》写道：“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挨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昨，并言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知，今当诸王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上举臂以示，颗料极足，不胜喜悦而退。”[11]这段文字，值得注意之处有3点：一是同治帝的天花，灌浆饱满，“颗料极足”，正在全面出痘，而且精神也较前为好，说话“声音有力”；二是慈禧顺利获得皇帝认可，代阅一切折件，但她还是再次强调系出自“臣工之请”。本来是件正常的事，何必一再隐瞒己意非要托信臣工请求？联系到皇帝在太后垂帘听政时已对傀儡地位有所反感，看来母子之间已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存在芥蒂；三是对恭亲王奕訢，同治帝仍无好感，说话时声色俱厉。自从奕訢不同意同治帝修葺圆明园，并揭出皇帝微服私行之后，同治帝对他一直心怀怨恨。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恭亲王在自己患天花时代理朝政。按清代习惯，皇帝有事出京如御驾亲征、巡察民情等等，都有指定首揆代理政务的先例。奕訢当时是首席军机，同治不愿他代理政务，说明对奕訢成见已深。而慈禧尽管说过：“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12]但她也不愿劝导儿子让恭王暂摄政务，表明她和儿子识见相同，对奕訢只可用其长而不可托付大政。皇帝、太后、恭王之间在当时的错综复杂关系，通过对《日记》的解读，可以悟出其中的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