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十分活跃的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商联会”）与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以下简称“商联总会”），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上海地区与总商会同时并存的几个主要商入团体之一。可惜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应有的研究。①本文仅就管见资料所及，拟从组织与行为角度，对“商联会”和“商联总会”的产生、特点及其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等基本问题作一点梳理，抛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并继续深入探讨。 一 马路商界联合会诞生于五四时期商会、行会等新旧商人组织林立的上海，是由特殊的时空环境所决定的，它既是商人维护自身利益、开展对外国殖民当局斗争的需要，又是商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的产物，同时还是广大中、小商人不满于大商人控制的上海总商会所致。 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中小华商的歧视与压榨早就埋下了“商联会”成立的伏机。据曾担任过南京路第八届“商联会”会长的余华龙回忆说，“1918年工部局要增加捐税，许多店主拒绝缴付，工部局为对付商人拒缴，强迫车货，如河南路交通路的裕昌呢绒号和广东路怡珍茶食店号货物，都被车去，大家觉得有组织商联会必要。而且跑马厅、南京路外滩以及有其他一些公园与娱乐场所不准华人进去。马路商界感到纳税有份，权利享受不到”，“总之，中小商人成立商总联会的目的，是要取得与工部局对话的一席之地。”②另据曾出任商总联议董并兼任商总联秘书的严谔声回忆，当时“总商会会员不受会审公堂拘传的特权，中小商人受租界当局欺压，权利无保障。”③“商总联会”的成立宣言中也将争取华商权利作为主要目标，宣称“参加市政，西董已允，要求修改约章，草案亦经拟定”。④证之于“商总联会”成立之后广泛开展的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详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认为“商联会”与“商总联会”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联合中、小商人维护自身利益、开展对外国殖民当局的斗争。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使广大中、小商人获得了更强大的动力。 五四运动的民族爱国洪流催生了“商联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强行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激起了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1919年5月由学界发端、工商界跟进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工商业组织较为发达，处在领袖群商的地位，尽管他们标榜“在商言商”，但是，国之有难，何以言商，在外国租界当局欺压下、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中国商人对此感受犹深，因此，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各团体均先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5月9日，上海总商会发出“佳电”，人们不难从其字里行间读出商人畏首畏尾的软弱性，“佳”电不佳，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总商会威望陡降，商界领袖地位受到极大削弱。早在“佳”电之前，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已于5月7日向北京政府发出“麻”电，要求严惩国贼，释放被捕学生，但它终究只是部分商人团体的联合，一时还难以取代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佳”电的出笼及其所产生的纷争还是极大地分散了上海商人的力量，上海商界颇显群龙无首之乱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人的政治参与。参与罢市的各商号“以向无商店联络之机关，偶遭事故，难通声气，颇感不便，奔相探寻，又无所适从，有拟订定集合之所而未能实行，盖此即组织本会（指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引者注）之隐机也。”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各个马路为范围的商界联合会乘机而起，“各路联合会之组合，由于商会之不负责任所致”，⑥其“天职乃以团体之结合，抵制日货，振兴国货，作根本之强国计划”，⑦其“所抱宗旨无非以真正民间助政府后盾，急起直追为根本之救国而已。”⑧在面临国民政府统一商民组织、解散“商联总会”的关键时刻，“商联总会”曾致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对解散，认为“商联会”、“商联总会”有其存在之需要，“其需要大者，为应付外交，以为政府后盾，次者为反抗军阀，以为国民革命壮声威，末则自谋利益以促进国家社会之经济。”⑨这些言论正是商人爱国热情高涨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的写照。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大商人与广大中、小商人的分化与分野日益明显，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雄厚、社会地位高，而且外国人也对其另眼相看，相比之下，广大中、小商人惨淡经营，社会地位低下，在商会系统下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他们感到有必要组合起来，依靠自己的团体力量捍卫自身的利益。据严谔声1960年回忆，“商总联会”的成立是基于多个方面的考虑，“因上海总商会操纵在大商人手里，中小商人无权参加，如邬志豪在福建路开了五、六家衣庄，在商联会是很重要的角色，但参加总商会则投黑白子表决通不过。总商会会费很高，每年会费一百三十两银，中小商人望而生畏。……总商会是纵向的组织，中小商人需要横向的组织来发挥作用。”⑩余华龙也认为：“总商会会员都是工商界上层人物，在租界内违了章，只要在马路上签个字，就可以放行，而小商人稍有越规往往被拘禁受惩罚，感到深受帝国主义压迫”。(11) 在上述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但是，“商联会”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最早的“商联会”是哪一个？史料说法不一，严谔声、余华龙等亲历者强调商界的自觉，许德珩则回忆说：“上海有个马路联合会，那是学联搞起来的”，(12)强调了学联对“商联会”的作用。据《申报》记载，“山西路商界联合会当六五商界表示爱国牺牲时即肇其端”，(13)另据最近辑录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载：“自1919年7月9日北城工商联合会筹备成立之后，陆续成立之各马路商会联合会共达65个”。(14) “商联会”成立之后，基本上克服了各马路地域内各业中、小商人的涣散局面，但各路“商联会”仍自成体系，如一盘散沙，一个联合各马路“商联会”的“商联总会”已是呼之欲出，“以对外不可无统率机关，对内不可无集权枢纽”(15)，于是，“各路商界外顺世界之潮流，内悟散沙之非计，结合团体，先后组成商界联合会者有二十余路之多，又惧其各自为政，漫无统系也，于是有各路商界联合总会之组织”，(16)1919年10月26日，“商联总会”终于宣告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既巩固了已有的“商联会”组织，又将推动该组织在各马路等商业街区的进一步普及。 二 “商联会”既打破了以乡缘为媒介的同乡商人组织的界限，也突破了以业缘为范围的行业组织畛域，是一种以商业街区为活动区域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商联会者，集合同路之铺户而成立，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旨”，(17)并在此基础上组成“商总联会”，体现了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上海商人社团的多元整合，形成与上海总商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鼎足之势。它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上海商界一支举足轻重的社团力量，乃在于它有着不同于其他商人团体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