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士绅的影响，前人已较多地从士人的没落及四民社会的解体等角度进行探讨。①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出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② 就科举停废及其影响而言，“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间似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反差。究其原因，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固然符合常理，但对科举制变化相关各事的了解不足，也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倘若忽略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特定时空联系，去描述事件发生的情形并评论其是非曲直，则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变动时所产生的变化，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阶层的不同方面，具体影响又各不相同，即使同一社会阶层，由于地域、家境、年龄、学历、身份、性格、交游等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对制度变化的感受与体验不仅千差万别，其反应和判断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考虑到上述情形，本文选取两位乡村士子刘大鹏与朱峙三同期的日记，③进行比较考察，以求显示更多信息，加深对废科举及其社会影响的整体认识。 迄今为止，保存下来并得以刊行的清季下层士人日记实属凤毛麟角，其中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人的日记保存相对完整，对科举停废前后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章开沅先生在为《朱峙三日记》撰写的说明中指出：“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④完整而真实的历史，应是重大与细微的结合，剧变与渐进的统一。将两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与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证，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交互考察科举停废对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所呈现的情形，与以往的一些判断结论或有不同。而唯有尽可能多层面地通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物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来展现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变化，才能逐渐接近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 一 清季乡村士子眼中的科举制 乡村士子对于科举制改革的耳闻目睹和实际感受，明显带有因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和切身利害所决定的选择倾向，关注点与当时其他各界及后来的学人不尽相同。刘大鹏与朱峙三日记中的记载，提供了大量这些方面的重要信息。 直到清季，科举考试始终是乡村士子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和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科举考试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却并非坦途。不知有多少士子埋头八股，却每每困顿科场；在皓首穷经的苦读中，他们切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并表示了抱怨甚至批评。 朱峙三出身于湖北乡村的贫寒家庭，父亲以行医维持全家生计，因祖父和叔父相继病逝，家中负债累累。7岁入私塾并决心博取功名摆脱贫困的朱峙三，17岁参加府试期间，便在日记中袒露心迹：“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⑤可是，科举的独木桥狭窄难行。府试未中，朱峙三便有了宿命的感叹：“至各亲友处略坐谈，均说科名迟早有定数。噫！科举取士，寒士可以出头，然老死其间未能得青一衿者，盖十分之九也。”⑥他的一位程姓老师虽十四届应考不中，仍锲而不舍。⑦对于多数乡村士子，科举考试与其说是成名捷径，毋宁说是谋生之道，甚至变成对抗命运的惯性挣扎。相比之下，刘大鹏对科举可谓情有独钟，视之为人间正道，但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⑧晚清科考改革虽加试策论，年轻的乡村士子一面摘抄背诵经史闱墨以备应考，一面还是对改革后科考的内容嗤之以鼻：“科举本无真本领，亦从前习八股者多读程墨，致阅卷者只能阅其抑扬词藻。”⑨ 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万众争先的隘路，就可以平步青云，因此在贫寒子弟眼中，简直就是登天的云梯。清中叶前选官首重正途，可是到了清季，捐纳、保举冗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造成仕途壅阻不堪。时人对此有如下描述：“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⑩原为选官正途的科举，难以正常运作，获得功名而能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有学人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捐官的总人数为3.5万，而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官人数达到53.4万。1860年以后，捐纳而来的四品至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正途得官人数。有职衔者中，捐纳的比例高达66%。以咸丰元年(1851)为例，中举后授予实官和取得候补资格者共计25.3%，“尚有74.4%仍处于‘社会沉淀’状态”。对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所做的科举统计也表明，在咸丰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1)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士子对科举向心力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