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1007-1873(2005)06-0051-15 苏报案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被后来当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以至于任何一本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会提到它。这个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以往也有一些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发生和清政府与租界当局的交涉，①对正式审讯和判决阶段的研究还是空白，而且这些研究主要依据已公布的故宫档案馆藏《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的回忆资料和《申报》的报道。本文在资料方面有重要突破，主要依据苏报案正式审讯期间《字林西报》公布的庭审记录和清政府外务部的相关档案。 《字林西报》是上海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苏报案审理期间，《字林西报》自1903年12月4日起至17日止，连续公布英文的法庭审讯记录和报道。该案审讯时主要使用的是英文，记录也为英文，因此这个庭审记录是研究苏报案审讯阶段情况的最可靠的材料。②遗憾的是这个庭审记录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外，近几年，收藏在北京、台北的清政府外务部的苏报案档案也陆续披露③。 本文将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特别法庭与出庭律师；二、适用的法律；三、被告席上的章太炎与邹容；四、律师的辩护；五、外侨出庭作证；六、判决过程。 1903年6月30日苏报案发生，章太炎等五人被捕，7月1日邹容投案，7月7日《苏报》馆被查封，7月14日进行预审，12月3日正式开庭审理。审讯共进行四天，12月3日是审讯的第一天，上午十点一刻正式开始，十二点半休庭。古柏先生(Mr.White-Cooper)作为原告律师出庭，代表清政府向法庭提出指控，律师琼司先生(Mr.L.E.P.Jones)和爱立司先生(Mr.F.Ellis)为被告作无罪辩护；第二天（12月4日）全天审理，章炳麟和邹容出庭，接受双方律师的讯问；第三天（12月5日）也是全天审理，外侨李德立先生(Edward S.Little)和西蒙先生(W.N.Symond)作为辩护方和控方的证人先后出庭作证。12月7日是庭审的最后一天，陈仲彝、程吉甫、钱允生和执行逮捕令的巡捕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程吉甫、钱允生被当场释放。12月9日，参与审讯的中方官员汪瑶庭抢先宣判，英国副领事以事先未与其商议且判刑过重为由，提出抗议，不承认中方官员单方面判决的效力。于是双方又求助于外交途径，苏报案的审理再起波澜，此后就判决问题又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交涉，直至1904年5月21日才最后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 一 特别法庭与出庭律师 苏报案发生后，清政府原拟引渡、单独审判等方案均未成功。经过近半年的交涉，清政府与英国方面达成妥协，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 特别法庭的设立 苏报案审理地点是在位于公共租界北浙江路、七浦路的会审公廨，这是清政府在租界的司法派驻机构，但却另外成立了一个审判机构——特别法庭，当时称额外公堂。法庭由南洋大臣特派代表上海县知县汪瑶庭、会审公廨谳员邓鸣谦、英国副领事迪比南(B.Giles)组成。这个法庭确实很特别，因为按照惯例，会审公廨审理的是发生在租界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而且在以华人为被告的案件中，如果不涉及外国人，则外国观审④并不参加。苏报案显然不是轻微的刑事案件，更不是民事案件，而且也不涉及洋人。实际上特别法庭是中、英反复外交交涉后达成的妥协：由一个临时性的特别组织的法庭来审理中国政府为原告、中国公民为被告的案件。英国副领事不但参加，而且实际上也是法庭的实际主持者。 迪比南在法庭上的身份是“Assessor”，英文原意为“法官或者行政官的助理”，中文称其为“观审”。在以往会审公廨审理的案件中，观审的职权是：在中国谳员审理的以外国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案件中，如果对谳员的判决不满，有抗议的权利，但无权直接作判决。但在本案审理中，迪比南的权力远远超过观审。在第一天的审理中，原告律师古柏请求知县、谳员和迪比南就有关法律问题做出裁决，迪比南当即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没有哪个判决能形成。以下是当时的庭审记录： 迪比南：当然，不需要我说，本案不是由知县单独作判决。 古柏：你的意思是没有哪个判决能由他（中国官员）单独通过？ 迪比南：我的意思是在审讯阶段，没有我的合作，没有哪个判决或决定可以形成。 古柏：你的权力是根据《烟台条约》吗？ 迪比南：不是。我现在的权力很不同。 接下来迪比南又解释说： 根据使用范围的不同，‘Assessor’（观审⑤）有两重意思。有会审公廨的观审和《烟台条约》下的观审。《烟台条约》中的观审只有观审和抗议的权力。会审公廨的观审在判决形成中有一定地位，因此不能认为可以不经过他同意。⑥ 显然，迪比南有意将会审公廨的观审的权力作了扩大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中国官员无权独立对案件做出判决，而且在案件的实际审理过程中，这样的权力与直接判决权已经很难划清界限。尽管这一解释难使人信服，但特别法庭的设立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迪比南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