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1-0107-07 鸦片战争前后的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从“更法”开始，又从“更法”转向“借法”，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初现近代中国改革的新变向、新特点。 一、改革思潮与更法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统治危机四起，外国入侵与农民起义同时进发，改革思潮应时而生。 首先，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土地兼并加剧，租税剥削加重；统治集团腐败，贪风盛行；八旗、绿营官兵腐化，统治支柱濒临崩溃。与此同时，人口急剧增长而相对过剩，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与清朝的闭关禁海政策发生尖锐矛盾，过剩人口无法移民出国，移民新大陆，移民到东北、内蒙、新疆地区也受到限制，内地生存空间狭小，加上自然灾害流行，造成流民、灾民遍地，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正如龚自珍所揭示的，“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①；“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②。劳苦大众与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一场反抗爱新觉罗工朝的风暴正在酝酿发动。一批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呼吁改革，挽救危机。 其次，鸦片战争显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此，中、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冲突全面展开，也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促成制变、救时、革新思潮的兴起。 再次，在内外矛盾加剧的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新变动，催生了改革思潮。第一，儒学演变与学术新思潮。以龚自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上继庄存与、刘逢禄，复兴今文经学，强调联系现实，倡导变通改制之学说。龚自珍阐发“易世而变”、“随时应革”的主张③。魏源提出“因时制变”、“因革损益”的理论④。第二，经世致用思潮与经世派。士大夫中以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声气相连，互相砥砺，形成影响朝野舆论、决策的经世派。这批有识之士“通时务”，“慷慨论天下事”，讲求“经国济世”之学。指出“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⑤；“学问经济无二事”，“学术与治术合而为一”⑥。经世之学以“通经”、“致用”、“变古”、“救时”为旨归，解决现实问题。第三，社会、政治弊端与中外冲突，引发士大夫浓烈的忧患意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文、言论最具代表性。龚自珍谴责统治者的思想文化禁锢、滥加搜括和日趋腐败，呼唤改革的“风雷”。魏源的诗文多是忧时愤世之作，他自称是“荆楚之南”的“积感之民”，忧河防水患、漕变盐患、海防边患，愤吏治腐败、人才虚、人心寐。但他积极应对，以作“前驱先路”⑦。第四，形成比较系统的社会批判思想。龚自珍的《明良论》、《尊隐》、《平均篇》、《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魏源的《古微堂集》部分篇章及众多诗文，曾国藩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应诏陈言疏》等，都是代表作。此外，经世派、改革家们对传统的贵义轻利思想、重本抑末政策，逃避现实的考据、训诂之学，以及士大夫的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都进行了批评、谴责，甚至涉及到孔孟儒学的弊端。如汪士铎等人不仅指责程朱理学，也批评孔孟儒学仅是“浮夸大言”，作“想象之空谈”，“长于修己，短于治政”⑧。 伴随着社会政治、中外关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动，紧接着是更法、革新口号的提出。更者，变更、变通、整顿；更法者，因时制变，更新法度，除弊救世。 “更法”的首倡者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倡言：“自古及今，法无不改”⑨，“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⑩。又说：“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11)。 魏源则指出“法久弊生，因时制变”，“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2)；“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13)，“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弊则益损之”(14)。 除龚、魏外，包世臣提出“修法”的主张，指出“修法以劝农”，“本末皆富”，应作为“千古治法之宗”，“子孙万世之计”(15)。王鎏认为“自古无不弊之法，要恃有随时救弊之人”；“既有治人，必有治法”(16)。此外，一批经世派人物如陶澍、吴铤、汤鹏、黄爵滋、管同、谢阶树、徐鼒、丁晏、许乃济、孙鼎臣、许楣、汪士铎、冯桂芬、王茂荫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提出了更法、改革的主张与建言。从清廷到地方督抚，亦开展了更法改革的活动。 二、更法的特点、理论与活动 更法者，“自改革”，“变更祖宗成法”，侧重于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变易论”是“更法”的理论前提。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三世说，强调顺应时变，革除旧法的弊端。魏源指出历史的发展是“自变”、“自化”（必然性），强调时势不同了，“圣人主事无不根底于民依，而善夫时势”(17)，“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18)。 其次，变法不变道，不离经，仿古法而行之。龚自珍说：“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但“有亿万年不变之道”(19)。魏源亦说：“其不变者道而已”(20)。依据经说而“更法”，并依赖皇帝与权臣“更法”，没有摆脱“皇权变法”的传统模式。龚自珍等人更强调托古改制，即师古、仿古、法古。龚说“仿古而行之”(21)。“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22)。胡培翚亦指出：“善法古者，不袭其迹，惟其意”；“古制之不存于今日，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者”(23)。 再次，坚持渐变，反对骤变。龚自珍认为“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于是说“（法）自改革”，“可以更，不可以骤”，“随其时而调济之”(24)。魏源即说：“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也”(25)。亦指出：“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