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报》概要及留日艺术学生史研究的利用情况 《官报》创刊于1906年12月25日，是清政府学部所派、设在东京驻日公使馆内的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处所办月刊，到宣统2年12月（1911年1月）止，共发行50期。分奏章、文牍、调查报告、经费报销、学界记事五个部分。主要是政府政策、上谕的发布，更大量的是监督处和各省之间文件往来，如学生的官费申请、医药费报销、学生借款，各学校官费生的名簿、成绩、在学情况，日本文部省的有关训令、报告，监督处的公告及监督处的学校视察报告等等。正如《官报》第1期“发刊缘起”所说：“凡学校之情形、学生之成绩，及关于学界整理改良之政策，无不可据此以为稽核之准实，无异监督处之行政案，亦可作监督处之统计书也。然则欲洞察东京学界之实状，即此区区册子，固其参考之资料矣”。[1]，可见此报之史料价值。 对中国留日艺术学生的研究其涉足者已不少，然利用清末《官报》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未见到。如以研究中国美术留日学生而知名的吉田千鹤子、鹤田武良、刘晓路，音乐方面的张前，戏剧方面的中村忠行、田本相等中日知名学者均未引用过清末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的材料[2]。由此可知，此报尚未被大多数学者所注意。笔者也是在神奈川大学孙安石和大里浩秋二位先生的介绍下才阅读了《官报》，其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留日艺术学生的个人情况及其团体活动。兹介绍于下： 二、《官报》中出现的留日艺术学生 1、留日艺术学生的范围界定 为划定艺术学生的范围，必须弄清艺术的概念。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艺术的定义都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3]。在现代艺术学学者的概念里：“艺术是人类特有的、高级的、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和审美实践行为”。[4]现代艺术概念已经被泛化，凡从事形象设计者，皆可称为艺术工作者。因此、服装设计、陶瓷设计、建筑设计、色彩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装饰）……等工艺美术也应属于艺术的范畴。工业学校的色染和图案科从现代艺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属于艺术的范畴。女子学校开设的实技课如家庭美术、园艺、编物、造花、刺绣、缝纫等等也应属于艺术的范畴。 2、学校与专业选择 《官报》中出现的留日艺术学生共114（见名簿），他们主要集中在东京的艺术类学校，关西地区的中国留日艺术学生不及关东地区的多，其他地区的就更少。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是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对于大量的其他艺术学校的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很少涉及[5]。作为工业学校与艺术相关专业的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但是笔者却在《官报》和其他相关材料中发现大量的该类学生，他们主要集中在名古屋高工、东京高工、京都高工及京都高等工艺学校的色染科和图案科，该类专业留学生在《官报》中共有32名。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它一直是中国留日学生的热门专业之一，也是政府积极鼓励留学的学校及专业。其原因在于它属于工业与艺术的结合，学成回国有利于中国轻纺工业的发展，它是抱有实业救国的各级官员和有识之士所极力推崇的，因此中央与地方政府都积极鼓励此类留学，凡考入者其待遇几乎百分之百是官费。 《官报》26期及清朝档案196-038-3文字第331号宣统元年2月初8日到部的《附开日本官立农工商格致各学校序》，对于文部省所辖的各学校，唯一列出艺术类学校的仅有东京美术学校可以申请官费：“东京美术学校，美术与工业关系最要向章补给官费”；非文部省所属，但属于官立学校的东京府立染织及工艺学校等，作为重点官费补助，故有不少中国学生争相报考与此相关的学校和专业就读。而中国学者忽视该类学科的艺术性，很少将其作为艺术学生进行研究。就该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大量的是与艺术相关的课程。《官报》41期“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各科学生第一学年试验成绩表》色染科的考试科目有：自在画和制图；图案科有：西洋画、日本画、图案构成法、日本建筑装饰、西洋建筑装饰、用器画、工艺史等[6]。大正初年留学日本的云南学生萧士英于1914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特别预科的工业图案科[7]后又考入色染科，此人学成回国以后在云南以画家知名于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其画作曾登载于《云南文史丛刊》上[8]。由此可见，工业艺术与专门艺术的紧密联系，研究留日艺术学生不能不研究他们。 3、留日女生与专业选择 《官报》中的114名艺术学生中，女生53名，男生58名，性别不详3人（笔者估计他们也是女性，因音乐学校是女生的首选之一），男女学生比例几乎相当。而当时留日学生总数，“据学部于光绪33年的概算，留日学生计有一万二三千人”。[9]女生总人数不过百人以上两百人以下，1907年东京一地，有近一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在留日学生总数中不到1%[10]。由此可知，当时留日男生学习艺术者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不多，而留日女生学习艺术者所占比例较大。仅从周一川的《中国人女性の日本留学史研究》一书的统计来看，即使是实践女校、成女学校等这类非专门艺术学校，选择与艺术相关专业学习的女生所占比例也很多[11]。如果将清国留学生会馆的二、三、四、五次报告（留日学生名簿）浏览一遍的话，可以明了清末的留日女生大多有过艺术学习的经历，即使最终没有选择艺术专业，但由于留日初期在女子学校学习过与艺术相关的学科，对她们在日活动和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如毕业于东京蚕业讲习所的潘英，是留日学生中的歌手，常在留日学生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演唱[12]，她留日初期即是高等女子实修学校的学生[13]。留日女性大多学习艺术，其原因在于： 首先，这与当时日本政府所提倡的女子教育宗旨相关，既贤妻良母教育。《官报》21期“学界记事”译有《东京日日新闻》“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文部大臣之训文”：“我国历代相承，纯取家族制度。其教育固当注意于家庭之发达。适切乎一国之情势，苟其方策失宜，不仅一身一家之不幸，实为国家之隐忧”，“维持社会之道德全恃乎女子之力。我国伊古以来，最重妇德，所谓武士道之美风，由于女子之保持者，实居其半”[14]。日本对女子教育侧重于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即主妇的角色施以教育。因此女子学校设有家政科，课程主要有押绘、造花、刺绣、裁缝、家庭美术、园艺等技艺课，绘画、音乐、游戏体操、美学等技艺共同课。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在《私立实践女校规则》第一章第一条阐明了实践女校是：“养成贤妻良母之所”[15]，她开设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的目的在于：“女子之天职在内助之实务与家庭之教育”，为此她要“以便利方法，于短时日中，为中国留日女生，授予教养之道”[16]。当时去日本的中国女性大多在这类女子学校补习[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