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如下“共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一个近乎规律的“怪圈”：许多曾经激进的思想斗士，后来却“倒退”成为“保守”力量的中坚。在中西文化关系方面，一度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甚至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后来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历史的怪圈”在康有为、严复、辜鸿铭的思想进程中都有鲜明的显现。 思想史的事实与意义层面是否存在这种“历史的怪圈”，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后期的思想进程，是本文的主题。 一、康有为的“倒退” 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认为康有为晚年“倒退”甚至“堕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汤志钧认为：“至政变以还，有为渐趋沉沦，终且蜕变，亦有其过程，不得谓甫遭株连，即行堕落也。”尤其是“辛亥革命，有为无皇可保，又煽‘虚君共和’之邪说，鼓尊孔崇教之皱辞，欲‘弭暴乱’以‘复秩序’，‘尊国粹’而‘整纪纲’，遂至应机复辟，祸始京邑，鱼烂四方，先进之中国人，转为‘复辟之祖师爷’矣。”[1]24～25 戊戌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一直坚持“救圣主而救中国”[2]82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激进的暴力流血革命，认为“今日但当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对他的这种态度，梁启超“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3]126。进入20世纪，革命形势已成人心所向，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立场已发生动摇之际，他提醒时人，“戊戌时，皇上即欲开议院，行立宪以予民权”；而“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革。”[2]85为此，康有为不惜修正戊戌以前精心构筑的大同“三世”说，改称两千年的中国一直是“据乱世”，只有经过“公议立宪”，才能进入“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大同世界）的实现，今日还不具备条件，“万无一跃超飞之理”。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大受鼓舞，以为“今上不危，无待于保”。1907年3月，他将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其章程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2]89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坚守戊戌旧说”一语。1898年的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十年以后的康有为，主张依然不变。但此时的康有为对于君主立宪的认识，较之戊戌年代，已有新的体悟。去国之后，他游历美、欧、亚洲诸国，特别留心考察各国宪政，比较其优劣短长，结论是德国最善：“今欧洲骤强之国，武备、文学、政治、工艺、农商并冠大地者，莫如德矣。”康有为特别欣赏德国“惟既立宪法之后而又一君专制”，[4]154他既羡慕德国的一君专制，更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成为中国的俾斯麦。在康有为看来，以德为师不仅是中国政治的合理选择，而且也是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绝好机遇。不过，这时的康、梁，也并非与朝廷的立场完全相同。 范文澜先生有一个著名观点，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共同的行动”。“武昌首义，立宪派加入了革命阵营。革命派声势大，立宪派实力大，因而形成这样的局面，即革命派打先锋，立宪派接收政权。……形式上是革命派获得胜利，实际上是立宪派获得胜利。立宪派参加革命同时又破坏革命，而革命果实，立宪派所得比革命派多得多。”[5]139这一精辟论断，对于我们分析、评价康有为从戊戌到辛亥的思想进程，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形式之一。从戊戌到辛亥，康有为始终为之奔走呼号，在其过程中，既与清廷斗，也与革命派斗；其利益动机，既有阶级的，也有派别的。其学理依据，则是一以贯之的渐进式、非暴力的温和政治改良。就此而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并无根本转移，政治运作的策略也没有本质变化。所以，在这里使用“进步”、“倒退”之类的判语，似有隔靴搔痒之嫌。有论者可能会以“时代变了，思想也应与时俱进”，否则就是“落后”、“倒退”来辩驳。问题在于，康有为心目中的君主立宪，是他对中国现实分析之后得出的政治结论。而且，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无论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初，相对于既存的君主专制来讲，争取实现君主立宪毕竟是一种合理的、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政治要求，毕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选择。范文澜所谓的“立宪派实力大”，就是对这一历史真实的肯定。分析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三股主要力量——顽固派、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时，我们应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从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看，立宪派、革命派之间虽有争斗，有时甚至语言十分激烈，如梁启超所谓“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等等，（当然，革命派方面类似的言论也不少，如“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6]857）。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他们之间的政治同盟军基本关系的理由。二者间的论战，说到底，是思想路线和政治策略的辩论，并非阶级利益的冲突。 长期以来，对康有为的更严厉的批评集中在他辛亥以后反对共和，鼓吹尊孔读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言行方面。这也需作具体分析。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发生后，康有为立即写了《救亡论》，承认革命大潮不可阻挡，但革命后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康有为的主张是虚君共和国。谁来当这个“虚君”呢？最佳选择是由孔子后裔来担任。北京政府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康有为只得接受共和的现实，转而将自己的主要力量投入到鼓吹孔教方面。“欲存中国，先救人心”（《不忍》第1期），“欲不亡中国乎，必然自至诚至敬尊孔教为教主始也。”（《不忍》第1期）他希望在共和制下保存更多的“国粹”，“中国之旧法，经累圣群贤的测验，阅百十千年之变迁”，其中最宝贵的就是孔子的学说。如按孔学“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欣恭敬”，不仅国人可享受“大同之乐”，而且还可“推之大地与万国共乐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不忍》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