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其上下限的设定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又与对“学术现代转型”内涵指标的清晰认知紧密相关。应当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论证。虽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值得重视的意见，如陈平原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之果，是“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观点就很有见地，他将转型的上限确定在戊戌时期，下限锁定在1927年左右，（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也已获得学界同仁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当初在作出此一划分之时，显然尚无意于对此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不仅下线划定之说明语焉未详，其上线的认定更只以“好划”而一笔带过。实际上，将戊戌维新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上限，并非是一个无须深入论证的结论，它需要追问学术转型何以能够整体萌发于此时，其主要表征和特点究竟如何等等相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于整体认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将是不无裨益的。本文正是想在这一方面，拟承继前贤，作出较为明确系统的论证。 一、中国学术现代范型和转型的内涵试说 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就其得以转型的“变量”因素而言，许多因子的积聚，不仅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可以溯源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萌生之时。然而，作为一种“型变”，一种整体性的变革，我们认为它当是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此前，中国传统学术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均不过是量的集聚，并不构成全局性的质的跃进，其整体性的转型过程只有到戊戌时期才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从而得以较为全面地启动和加速进行。 要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特别是决定其转变性质的“现代学术范型”内涵的理解。陈平原教授在分析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基本特征时曾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另有学者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转型问题时，提出如下四个特征的概括：即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注：朱汉国《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载《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应当说，这两种概括都涉及到了中国学术现代范型的部分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具有创发价值和先导性提示意义。但我们以为，在已有前述概括的基础上，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比如，关于现代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我们觉得只是强调“专门化”（或叫“分途发展”）倾向就远远不够，同时还不能忽略自然科学在这一范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这一范型的定型作用（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虽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但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却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确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着某种定型意义）。又如，对于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意义，现代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及其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对于这一范型建立的重要性，似乎也应该加以强调。（注：实际上陈平原教授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也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和论述到这些问题。他本人很重视对现代大学的研究，并曾通过对章太炎等人学术思想的探讨，来反思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同时，对于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念和逻辑认知基础之上，并逐渐流通于社会知识界的整个现代学术语言，尤其是基本术语体系的形成、流通及其突出功能，也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一点对于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学术现代化来说，重要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与此相关，对于支配现代学术的根本理念——“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似乎也不能缺乏应有的揭示和凸显。实际上，没有“进化”和“进步”理念因素的潜在作用，现代学术的确立和最初发展实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我们今天已有从“后现代”角度对此加以深刻反省的必要）。 总之，现代学术范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它包括现代学术的主要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现代学术自身的结构尤其是学科结构特征，现代学术的生产与管理机制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具体组合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就其有机构成的整体性联系的学术特质而言，却又无疑是大体共同的。 这还只是从“现代学术范型或范式”本身来考虑。若从“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微妙之处显然会更多。因为这其中不仅有“型”的问题，还有一个“转”的问题，即存在一个特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既要注视学术客体自身的演变轨迹，也要重视学术主体即转型期学人的反省、自觉与努力程度；既须关注学术内的因素，还要考虑学术外的社会契机和动力机制；就其学术变化的本身而言，不仅需要认知其中国因素与西方、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具体组合关系，也需要了解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复杂互动及转化关系；不仅需要认知其新生长的现代学术门类的突出意义，其体系内各种因子间的逻辑整合关系，更需要注重揭示其彼此间存在的整体性和分别性的实际历史关联。比如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化学等新兴学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各学科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和历史地位就相当不同（历史学以其学科对象本身的广泛性、过往性，其他引入的现代新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对它的必然“借助性”——先用现代新概念去整理各学科的旧材料，以及它自身在产生之前就是传统学术中的重镇等特点，在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尤为特殊）；而日本对中国这一学术转型所发挥的巨大直接作用，更是别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所不曾出现的众所周知的独特现象。实际上，“转”的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由于它与各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特征密切相关。也惟其如此，各国实现学术现代转型的道路，才具有了生动复杂、丰富多彩且各自有别的面相和特征。 在我们看来，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体可以从学术自身的价值自觉性、自主性的初步生长；学术内在结构的现代转换；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学术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与认同；学术生产机制的转轨和学术语言载体的显著变化等几个方面来把握。当然，这几个方面之间又是彼此相关、互相制约或促动的。 首先，就学术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而言。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基本上保持着对于政治和实际伦理生活的高度依附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相对说来，现代学术和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则要更显重要，其独立性、自主性也要大得多。就终极目标而言，现代学术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知识世界，这也是波普尔发现并大力提倡的“第三世界”，它欲使知识的生产摆脱政治的控制和传统宗教伦理的羁绊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注：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9页。）不过，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虽重要，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却往往不能优先地、整体性地实现，或者确切地说，它一般只能先在某些较基础的层次上部分完成，甚至其最初的启动，还可能恰恰得益于政治救亡的推动，成为政治目标的手段，从而形成某种悖论。但在事实上，由此导致的学术“重要性”认知之社会化的实现，却又必然成为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值得强调的是，在这里，学者相对独立的职业地位的形成和学术价值标准的部分脱“宗教化”和“政治化”趋向的萌生，实乃学术整体性现代转型之关键。一定程度的学术独立自主意识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出现所具有的那种学术转型之风标意义，往往容易被忽视。当然，学者与学术的职业化倾向，也是与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的出现紧密相关的。这后一点，我们下文还会专门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