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潮乃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有论者曾如此描述道：“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林则徐、洪仁玕、洪秀全、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悲凉行吟，至改良派康谭诸人，已唱出殉道者的祈愿，发为救世救人与自我超越的呼喊。”[1](P1)这里，论者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戊戌时期间的道德救世作了一宏观勾勒，而对此一思潮后期发展阐述得比较深入系统的莫过于陈少明。他在《儒学的现代转折》中指出：“与佛学的兴起相联系的，是一股势头颇大的道德救世思潮。它不仅是佛学，也包括儒学。”这一思潮是复杂的，有变化的。五四运动以后，道德救世主义便与文化复古主义倾向合流了，之所以说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理由是：两者同强调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同把道德教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2](P233)如此系统的剖析大致将道德救世思潮的流变轨迹描绘出来了。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之见，重新审视此期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这些论著对道德救世思想萌蘖的学理考察比较薄弱。即使是对道德之于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学术研究多侧重于痛诋官吏道德堕落的实际危害，而对志士仁人致力于利用传统道德的积极合理思想资源，尝试重振士人道德精神，促进世风好转，进而摆脱社会危机，追求国家富强的道德救世思想的剖析虽不乏一定涉及，但仍有待深化。本文尝试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揭示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及其之于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积极意义。 一 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的萌蘖主要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当时，诸多志士仁人从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与道德责任感出发，自觉利用传统道德的合理思想资源之于疗治社会痼疾的作用，积极提倡以“肃纲纪而正人心”，进而达到“人心肃则国威遒”[3](P167)之目的。这里的“正人心”并非广义的“正人心”，而是特指正官吏邪恶之心。通过“正人心”以使“人心肃”，最终实现道德救世之目的。可以说，“正人心”可谓道德救世的代名词。 在他们的道德救世思想里，道德之“心”作为君子品德之核心得到大力提倡。针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国内社会官吏道德堕落现状，社会志士明确强调指出：欲除夷焰莫如先固人心。在他们看来，“欲除中国之积患”客观上需要“先平人心之积患”。[3](P207)这里的“人心”并非一般意义，而是具有特定道德内涵，可直接称之为道德之“心”。或曰：“人心即天心”。[4](P356)对此，龚自珍具有同感。他说人心为世俗之本，世俗为王运之本。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有论者评论说其所言之人心为圣人之心、王者之心。[5](P218)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圣人为道德理想人格之最高境界。如此强调人心为圣人之心，实际上是希望人人均学为圣人，以维持社会之根本。与龚同时代的魏源也十分重视人心之作用。而其所言之“心”实指天地之心，圣人之心。[6](P183)在他们看来，“心”之于社会、国家的作用甚大，因为从来未有大失人心而能创业者。强调“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7](P15-16)这里的“心之力”实际代表的是一种道德意志。于此可见，以道德之“心”为君子品德之核心蕴涵浓厚的道德救世意涵。 在确立了道德之“心”以后，志士仁人欲以此作为士人官吏人生价值取向的基本指针。具体地说，即是将道德置于首位，以道德驭势、利、名。他们审视社会现实，认为世俗纷纷皆由功名富贵之念重，而君臣道义之念轻。倘若胸无俗见，不特进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8](P528)这里，他们视重功名富贵之念为俗见，提倡君臣道义之念以利社稷，人生道德理想之意比较明显。对此，魏源论述得更直接，并提升到道德与事功关系的层面上。他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莫大于忘本”，主张以道德统领一切。在他看来，“圣王之治，以事功销祸乱，以道德销事功”。圣人能身忧天下之忧而五天下之乐，强调“惟使势、利、名纯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3](P71-72,43-44)此言将道德上升到治天下的高度，足见其重视程度之深。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传统“内圣外王”世俗化的学理表述。魏曾说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天下后世，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见仁焉，知者见知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人们立身处世如能“以内圣外王为准鹄，夫何本末偏枯之有！”[3](P22-23、50)在他所提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3](P22)中，德居于首位。不难看出，志士仁人重视道德之于人生追求的作用于此略见一斑。 如果说以道德驭势、利、名过于笼统宽泛，难于操作的话，那么，重“仁”德讲廉耻，强调“仁”之于廉耻重要性的内涵则具有比较实际的社会意义。鉴于当时吏无廉耻为官吏无耻之尤的社会现实，志士仁人极力重视廉耻，并主张以“仁”德形塑之。从理论上讲，“仁”乃传统理想人格的核心内涵，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与天地万物翕然合一的至德。[9](P549)因此，魏源视之为人心之本，认为仁为天地之心，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3](P30)如果人能无欲而好仁，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人们藉此可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既然人能成仁，那么，面对社会现实，廉耻自然成为立人之大节，不可或缺。他说：“人才为天下之本，廉耻为人才之本”。[10](P74)而他所界定的“廉耻”内涵主要体现为轻财色为有廉，并轻权势为有耻；辞受取予不苟为有廉，进退出处不苟为有耻。他据此反对那种“必大德不蝓闲以为本”的社会习俗，强调知耻与所欲之事大小无关，因为“事有小大，心无小大也。”[3](P63,23)其重视道德之意何等强烈。在他看来，如果封建官吏能抱“仁”心，真正做到以廉耻为立人之大节，那么，非分的“好利”、“好名”之心不难予以祛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