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天主教和耶稣教（以下合称洋教）凭借武力进入中国。不但获准进入内地传教，而且所到之处，地方官对教士必须厚待保护。 然而，长期的禁教政策和对西方世界的陌生，加上对中国文化近乎自负的自信，多数中国士人（当然包括官员）对来自“西洋蛮邦”，不信孔孟，不祀祖宗的洋教从心底里就十分鄙夷，斥之为邪教。加上此次洋教挟武力而来，传教条约皆为城下之盟。教士教民又依仗洋人势力与地方官绅抗衡，侵蚀到官绅的传统权力和利益。因此在洋教获准进入内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多数内地地方官对于教会、教士和教民都相当敌视和排斥，态度温和一点的则以僧道之流视之待之。 可是，洋教士完全不同于僧道等方外之人。首先，洋教士到内地传教，须执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所发的护照。每到一地，须到官署投验护照，地方官验明后则要照约保护。如此一来，地方官便难免与教士晤面往来。其次，教士在一地设堂传教，本地民人奉教而成为教民。教民虽然奉教，但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社区之中，田土户婚，样样参与。并且，至少在理论上，教民依然是官府治下的子民，缴赋税，打官司都要找官府。但另一方面，教民与教会关系密切，遇事常请教士帮忙，而教士也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教民免于地方官员的歧视与苛待，故尔乐于出头帮忙。由此，即便普通的中国民人之间的纠纷，只要当事人一方是教民，也常因教士的干预而一变为教案，上达省级大吏乃至总署（当然还有各国公使）。 因此，1860年之后，即使偏远如四川，教务教案也渐渐成为地方政务的重要部分。又因为各国（主要是拥有保教权的法国）公使对于教会的庇护，教务教案动辄成为中外纠纷；洋人动辄以出兵相威胁，处理不当即可能招致“中外开衅”。因此，教务教案不但是内政，更是外交。对其处理是否得当，不但影响到一方一地之民教关系，更影响到官员的仕途。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教务教案而获咎或获奖，官员对于教务教案的态度和作为亦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鉴于历次教务教案，对外引发外交危机，对内导致政府丧失民望，而且偿以巨款，重耗公帑，因此，中央政府（通常以总署为代表）多方督促各级地方官员谙熟约章，持平办案。但地方官自有其处境与考虑，中央的要求到州县一级即大打折扣，并未得到全力遵循，面对教务教案，中央政府与地方官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微妙的互动。 前此的教案研究，多数只关注官员反教的一面，对于教务教案的办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官之间的互动却关注甚少，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央政府的督促 洋教获准进入内地传教之初，中央政府即已预见到传教将滋生流弊，并想方设法予以挽救。在中央政府看来，只要地方官照约保护教士教民，而教士照约不干预地方公事，则民教彼此或可相安。然而，事与愿违。各地教案频仍，层见叠出，中央政府伤透了脑筋；为了督促地方官妥善处理教务，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是屡有严旨，诫斥地方官持平办理教案。 1869年，法使罗淑亚以酉阳、遵义等地教案迟迟未结，欲带兵船入内地促成结案。上谕因此对各省督抚予以严厉指责，并特别指出，“李鸿章等身膺疆寄，皆为国家倚任之人。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宜，务须持平办理，不可预存歧视之心，尤不可尽诿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令该使臣等喋喋置办，迄无了期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宝鋆等修，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卷69，第6369-6370页。） 1895年，相继发生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上谕怒斥，“此等不逞之徒，造言惑众，所在多有，要在地方官随时防范，销患未萌。何得相率因循，以致酿成巨案？”并言，此后地方官若“办理乖方，亦当从重惩处，决不宽贷。”（注：《德宗实录》，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卷371，第3272页。） 1898年，四川江北厅、广西永安州、湖北沙市相继发生教案，上谕震怒，指责地方官总“不能仰体朝廷谆谆告诫之意”，“遇有民教交涉案件，非漫不经心，即意存歧视，畛域未化，斯嫌疑易生，无怪教案之层见迭出也。”上谕要求地方大吏严饬所属，妥办教案，并称，“从前未结之案，即著迅速了结，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也。”（注：《德宗实录》，卷420，第3832页。） 其次是依据办理教务教案是否得力而对地方官予以奖惩，且力度越来越大。 1863年的重庆教案中，川东道吴镐举措不当，但案发后所获处分仅为降级留任；而且案子议结后，该处分还被奏准撤消，案发地巴县之县令亦获准免议。成都将军崇实认为此处分过轻，“似于大局殊有妨碍”，而法人对此亦表示不满，希望将吴镐调离川省，以免其与教民为难。但是川督骆秉章极力维护（注：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总署致成都将军崇实函，张永贵，吕实强，陆宝千编：《教务教案档》，（以下简称《教务档》）1975-198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据钞本影印。《教务档》，第1辑，第1194页。），吴镐得以继续留任川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