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双重意义，它既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又激励了客家族群意识的勃兴，以及推动了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因此，客家与太平天国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项跨学科、跨语际、跨文化的研究课题。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学者从事客家与太平天国研究的早期阶段。他们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成果，既促进了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探讨客家与太平天国的互动关系，以及建构汉族客家民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西方早期客家与太平天国研究肇始于19世纪50年代，它由探询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及力量来源问题引发。1851年元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西方人获此消息以后，立即作出敏捷的反应，开始着手收集情报予以研究。1851年7月在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载文说：“我们曾经多次探询叛乱（指太平天国起义——引者注）的起源可能是什么，叛军的主要力量来自何处，但得到的回答很难令人满意”。[1](P26)从中可见，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及力量来源问题是当时西方人关注的焦点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只有尽快弄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对突如其来的中国变局作出符合西方利益的、明智的回应。然而，在此期间，西方人消息的来源十分庞杂，诸如《京报》上刊载的中国官方报道，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者和一些中国基督教徒的口述，广州街头巷尾的“马路新闻”和谣言，因此要想从中筛选出可靠的消息就相当困难。在这些来源庞杂的消息中，有的说“他们是像过去白莲教那样聚集起来的一个团体”；[1](P26)有的说“他们与外国人和基督教有某种联系，并且常被冠以‘上帝会’的称呼”；[1](P26)有的说太平天国的“新皇帝是明朝后裔，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1](P24)有的说关于太平天国的“新皇帝”信奉基督教的传闻，“不过是大清的拥护者故意捏造出来的，其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他采用非基督教性质的‘天德’称号，也说明了这种传闻不大可能是事实。”[1](P25)如此等等。这些消息不是以讹传讹，就是真伪杂糅，使得西方人很难尽快地探明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消息来源庞杂的情况下，法国人加勒利和伊凡开始著书立说了。他们利用为法国驻华公使馆服务的机会进行合作，对汇集到公使馆的许多零星报告予以分析，撰著《中国叛乱史》（中文译名《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一书。该书于1853年上半年在巴黎出版，同年8月伦敦出版了它的英文译补本。这是第一部用西文写成的关于太平天国的重要著作，因此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及力量来源问题的看法在西方颇有影响。作者依据从广州清朝官员那里采访到的资料，向西方报告说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广西苗族，因而广西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同时，该书作者分析了苗族何以成为太平天国主要力量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苗族“是一个勇敢的种族，十分耐劳，不怕危险。满洲人从来未能征服他们。这些人仍旧保持古代的民族装束，从来不剃发；他们经常拒绝清朝官吏的统治和汉人的习俗”。[2](P28)苗族的服饰发式和太平军的易服蓄发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能不使人误以为太平军是由苗族人组成的。如同当时的西方人士所说，“现在，太平军恢复了中国的古代服装，但在太平军起义前，只有苗族人和逃亡者才采用这种服装。”[3](P74)该书作者还认为太平天国采取了一种“高明政策”，即“他们在这个地点（指广西——引者注）集中精锐无疑是希望这些倔强的人民（指苗族——引者注）作他们的同盟军，同时他们也谨慎地不宣布这个同盟，因为恐怕惊动那些坚认苗族是野蛮人的城市人民。”[2](P30)因此，照他们的说法看来，太平天国有意不公开其主要力量来源的真相，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此外，在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问题上，该书向西方报告，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明朝后裔与广西苗族人民结成联盟，共同反抗满清王朝统治的“民族革命”[2](P148)。 和加勒利、伊凡不同，法国神父葛必达获得了向太平军直接采访的机会，其采访的结果似乎可以为他们的看法作证。1853年11月和12月间，葛必达陪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走访天京，故而有幸成为第一位访问太平天国首都的西方传教士。他曾经在江南传教，熟悉华语，因而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收集到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1854年1月，葛必达在上海写了一封致郎怀仁神父的信，报告了他在天京“了解到的关于洪秀全的身世和他受命于天的某些细节”，说“洪秀全是个地道的广西人，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字”，后来在一场重病昏迷中“见到上帝向他显身”，授命他传教救世，摧毁一切偶像。因此，他“便在追随者中发展教徒，但进展很慢。就在这时，苗子（洪秀全就是个苗子）与清军之间发生了冲突。洪秀全领导苗人，许诺在天父的帮助下定会获胜，结果的确打了胜仗，导致新教义的信徒人数激增。这便是这场危及到鞑靼王朝和异教生存的战火开端。”[1](P109)由此可见，葛必达走访天京归来以后，根据他向太平军访谈得来的情报，将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归诸清政府的宗教迫害，同时也认为太平天国的领袖及其主要力量均出自广西苗族。 现在看来，葛必达和加勒利、伊凡一样，其说法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讹误。例如，所谓太平天国拥戴明朝后裔的说法纯属于虚乌有，洪秀全事实上不是广西苗族人而是广东客家人，等等。然而，他们从清朝官员和太平军两方面获得的资料，都说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广西苗族，这就不能简单地将它斥为无稽之谈。1853年4月下旬，英国外交官密迪乐走访镇江太平军时，遇到一位从瓜州来到镇江的太平军“苗子”，“据他说，叛军（指太平军——引者注）中约有3000名他的同伴。”[1](P62)同年6月初，美国传教士戴作士访问镇江太平军，其中有一位“来自广西桂州的士兵首领，”“他自豪地说，他所属的部落‘苗子’从来没有臣服于鞑靼人的统治，从未采用他们剃头的习俗。”[1](P80)从密迪乐、戴作士采访的情况看，确有一些自称为“苗子”的广西人参加了太平军。同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自称为“苗子”的太平军官兵中，有些原本是客家人，但是他们本身的族属意识尚未自觉。我们今天说的“客家人”，原本生活在赣闽粤边区，明末清初以来向广东腹地和广西东南部移民，此后被客居地社会称为“客家”，亦即“客籍民”。由于语言习俗的不同，客居地社会“有谓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之说。[4]（P序1）故而被视为第三种人，亦即“苗蛮之人”。加勒利、伊凡和葛必达的情报来源，大约都受过社会上这种流行说法的影响。于是，西方人对于太平天国的起源及力量来源的探究，引出了关于客家人族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