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兴亡和失败原因曾经是历代学者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最近几年，讨论已基本趋于沉寂，似乎已盖棺论定。不过，回头总结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对太平天国兴亡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根源、宗教根源、民族根源乃至灾荒、人口和气候影响等方面去进行反思，研究思路主要是自上而下，研究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太平天国的精英分子和上层集团等。很少将考察重心放在社会最基层的广大民众身上，也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总结分析。如果自下而上换位思考，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如何？却鲜有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注：关于人民群众对太平天国的作用和影响，学界论述较多。如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力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对民众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作过某些论述，如杨立强《“天国理想”和现实利益》（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见《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张强《太平天国与民生问题》（见《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但也许是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对民众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尚缺乏系统的专文研究。本文受前辈学者和同仁研究的启发和教益，试对此问题作一专门研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0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p511)，“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p136～137)。心理学需要理论认为，需要可以引发或制止人们的个体行动，可以加强或减弱人们活动强度，可以引导人们的活动朝向一定的目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需要是激起人们心理活动的普遍原因，是导致人们行动的出发点，是产生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很显然，在讨论太平天国兴亡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时，不容忽视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问题。了解他们有什么需求？需求解决得怎么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太平天国民众参加、支持或背弃离开太平天国的动机和行为，也才能真正了解太平天国兴亡的最真实的原因。笔者依据心理学需求动因理论，试图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等三个方面，论证民众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是造成太平天国兴亡的最原始、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成为太平天国兴亡的最直接因素。 一 民众心理需求与天国兴盛 （一）民众生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盛。 人的需求首先是保障生理上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最直接、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主要包括饥饿有食物，干渴有饮料，寒暑有衣服和庇护所，疾病有药物治疗等等，其中以饥渴为主。马斯洛需要理论认为，如果人的这些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就难以生存和延续。如果一个人为生理需要所控制时，那么其他一切需要都被推到次要地位。因此，满足生理需求，维持生存需要，是推动人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从现有资料来看，“就食免灾避病疫”是民众加入太平天国最强烈的生理需求动因。忠王李秀成对此有十分明确而详尽的说明：“在家贫寒……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具（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仝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3](p484)对于广大民众加入太平天国的原因和目的，他总结道，一方面，天王“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另一方面，“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除此六人（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3](p481～482)。很明显，李秀成的“真言”说明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广大民众加入太平天国并不是出于“欲立江山之事”，而是出于“就食免灾避病疫”的生理需求所致。 应该说，“就食免灾避病疫”是当时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生理需求动机。但为什么在广西民众中却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对他们的吸引力又如此巨大呢？我们知道，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生活条件、水平和工作生活条件、环境密切结合。一方面，人的需要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马克思说过：“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满足需要，那么，反过来说，没有需要也就没有生产。”这就是说，需要的提出和满足要依靠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们需要的特点和水平。首先，从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来看：广西素有“山国”之称，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地势崎岖多山，可利用的耕地很少；其次，从生产技术和水平来看：广西耕作习惯和耕作技术异常落后，农业生产水平极低，只产一些杂粮和稻谷，“世号第一瘠省”[4]。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又受到工作生活条件和环境的严重影响。广西是著名的“瘴乡”，人们往往谈瘴色变。“外省人至其地者，一中其毒，即成疾病”[5]。再一方面，不断爆发并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民众“就食免灾避病疫”的心理需求强度。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十年间，正是全国自然灾害频发时期。就广西地区而言，灾害种类更多，持续时间更长，灾情更加严重，损失尤为惨重。据广西各方志记载：仅19世纪40～50年代，广西境内的贵县、平南等地发生蝗、雨、雹、水、旱、火、地震、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多达20多起。导致房屋倒塌、人口死伤、土地荒芜、庄稼失收、米价腾贵、饥民遍野、流民倍增、瘟疫盛行[6]。使本已地力贫弱、自然条件差的广西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本已穷困潦倒、饱受病疫折磨的广西民众更是雪上加霜、无可生计。胡适在谈到中国人面临灾荒的心态时说：“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7](p638)洪秀全正是“知乡民苦饥，每以三餐鱼肉饭诱人”[8](p262)而加入拜上帝会的。同时，利用大灾之下民众恐惧和迷信心理，大造舆论，“谓举世有大灾，惟拜上帝会不能免”，使得“人心浮动，附者益众”[9](p55～56)。再加上“病疫者饮以苻水多愈，小民咸信之”[10](p4)。“这种降灾得救的宗教说法，又恰恰打中了当时处在水深火热、多灾多难的贫苦农民心头。很显然，广西民众强烈的“就食免灾避病疫”的生理需求是他们加入太平天国的最直接和最强有力的动因。毫无疑问，广大民众加入太平天国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就食免灾避病疫”。因此，太平天国能否满足民众这种强烈的需求，将直接影响到太平天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