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我对于戊戌变法史只略知皮毛，当然不能对书中的诸多学术观点妄加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拜读之后，确也产生了不少联想——想到了近些年所看到的一些来稿和论著。故此文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园地中，戊戌变法绝对说不上是处女地。远的不说，近五六十年来，先是作为“三大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是作为近代化“四个阶梯”的一级，被众多专家反复耕耘，只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冷。我主观揣测，这种“冷”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试想，研究者“无惑”，又焉能热得起来？于是，人们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边边角角、偏而又偏的题目，读起来颇感“食”之无味（那些“小题大做”，从小题目中开发出大意义的文章除外）。但茅教授竟写成一本洋洋52万言之大著，而且在我看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学术研究而言，拓荒固然是一条途径，但精耕熟地更可能高产。就是说，新题目容易做出新意，但也容易“浅”；而做老题目，虽说不易出新，可一旦做出来了，有时会很“深”，能揭示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史事考》所提及的研究论著甚多，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教授严谨的学风。他说：“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第162页）这是实话，但“往上爬”三字也并非可以轻易做到。《史事考》在涉及前人研究时，不但介绍论点，而且列出论据，甚至分析其论证的“理路”，即是在什么样的范式或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看出论点、论据均非难事，而看出论证理路却并不容易，因为原作者往往并不明言（甚至其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近年来史学界提倡学术规范，但相当一部分论著只是粗略地提到已有观点，连其论据尚未涉及，何论理路！在我看来，这个理路才真正是“先进者的肩膀”，如果连肩膀也没有看到，又怎么往上爬呢？走笔至此，我想说明一下，下文提到的戊戌变法研究，对于哪些是前人的贡献，哪些是茅教授的新贡献，在《史事考》中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我为了行文的方便，尽归于茅教授名下，祈读者鉴谅。另外，《史事考》在做出判断时用词严谨，极有分寸，而我在转述时很可能未体会出茅教授的深意，将只有七分把握的猜测说成有十分把握的断言。所以如果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要读《史事考》。 一 《史事考》对史料极为重视，而对档案的重视又远过于私家著述或野史。关于私家著述，史学界有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所见”指作者系当事人或目击者，“所闻”指同时代人的记载，“所传闻”当然就是后人做的了。史料价值随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趋低，但即使是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如有些宫闱秘史，作为外人的野史的作者，写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何以知之？因此对私家著述，纵使合情合理也不可遽信。《史事考》第51-56页考察的“荣禄调兵”一事可作范例。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将之由按察使晋升为候补侍郎；初三日，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并派谭嗣同去袁处商谈此事；同日，荣连发三电给总署，称英俄将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并调动聂士成军，又电令袁马上回天津，“整备听调”。实际上，英俄将开战、英舰泊大沽全是假的。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赵炳麟皆称，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遂造此谣，并准备以武力制袁。荣谎报军情、调兵、令袁回津事实俱在，时间、事理均合；康、梁等人即使不算当事人，至少也比一般的“时人”更了解内情；四人立场不同，分别记述，而皆称荣禄造谣。有了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自属顺理成章，但先是黄彰健，后是茅海建却不满足于此。《史事考》首先在时间上做文章，认为荣禄在得到袁晋升消息的同一天与其部属（聂士成等）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海道蔡钧都有类似电报，即使荣能够控制其部属，从事理上讲也无力控制依、蔡二人；荣一边造谣，一边又要求总署以此谣言诘问英国公使，这在情理上不通；荣若造谣，便不会随即派员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更何况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乡闲居的杨度就信以为真，连康有为本人也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之作为论据。故而结论便是：“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 如果是研究观念史、思想史，野史恰可作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学作品亦有其用。不仅如此，即便是做政治史研究，私家著述亦有其用，如可作为补充证据，也可作为推断历史真相的线索。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将档案与各种野史结合起来，或相互印证，或依据档案，“纠正私家著述中没有根据的种种描写”（第137页）。梁启超曾说，光绪帝在八月初有过“引袁以自卫”（即凭藉袁世凯的兵力来对抗慈禧太后）的打算，《史事考》第45-51页考证了史实是否如此。首先，茅教授经考察后认为，慈禧太后很可能知道光绪帝晋升袁世凯一事，且政变刚发生，袁就被畀以重任和大权，这说明慈禧太后在此前已了解并信任袁；其次，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一般变化，算不上超擢；最后，光绪帝对康有为利用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谋并不知情。综合以上三点，再联系到光绪帝在召见袁世凯的前一天曾交给杨锐一道密诏，其中有“不致有拂圣意”（即不可违反慈禧太后之意）的话，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说法不确。不过事情还没完，光绪帝虽无武力对抗慈禧太后之意，但其“引袁”却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根据是，袁之晋升，品级变化虽小，而由此有了上奏权的意义却不小。且光绪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意欲何为？《袁世凯日记》称，光绪帝在接见他时说，“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又意欲何为？考虑到袁世凯部本为荣禄所节制，两人私交也不错，于是在档案和野史的层层迷雾中，光绪帝“引袁”以便直接控制武装力量的意图便显露出来了。就此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并非全属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