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一、民国肇建，倡导五族共和，为稳定西藏筹谋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一步扩大，值此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风雨飘摇中，西藏地方更大的危机随之到来。英、俄、日等国也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我国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我国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以之作为交换，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英国则趁机加快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并在拉萨培植了亲英势力集团，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清廷面对西藏的情势，于1909年6月，令川军3000人调发西藏，进驻拉萨。达赖则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到达印度，清廷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致使双方矛盾激化，为英国进一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是纷乱杂呈，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借机发布“驱汉命令”，使得拉萨地方“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46页）从中也可以看出，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和猜惧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的暗中挑拨和唆使，直接影响了藏族对民主革命的看法，加之，驻藏川军趁乱为祸，使得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造成藏人恐慌，英人则趁机怂恿煽动西藏军民围攻驻藏川军，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80页。）“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C]，第139页。）西藏叛军欲借汉藏冲突来达到分裂的目的。 与此同时，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并直接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蒙古、西藏地方形势岌岌可危。而蒙古、西藏地方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历史因素的关联，在政治上又互相影响，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安定。因此，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稳定西藏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团结，妥善解决西藏、蒙古问题，争取西藏、蒙古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这对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为此在民国元年做了大量工作。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五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发布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221页。）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辞退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七条”等条例，包括有“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融洽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