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李鸿章作为朝廷重臣，参与了战争的一些活动，对战争进程和结局有重要影响。探讨李鸿章的活动及其思想根源，对于李鸿章研究和中法战争史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过去受一些因素影响，史学界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的研究仍有不够深入、不够准确之处，因而一些评价值得商榷。比如：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拟依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史料，就这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以求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一、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 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关于越南的交涉从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1882年11月，李鸿章奉命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这是中法第一次正式的外交谈判。清政府和李鸿章主张做出一定让步，以便结束中法争端。因此，12月底，李鸿章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即《李宝协议》。其中第三条规定：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江中间之地划分界线，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据此，法国轻而易举得到了越南北圻的南部地区的侵略利益。尽管如此，法国仍不满足。1883年2月，法国政局变动，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出任总理。茹费理上台后急于吞并整个越南，于是撕毁了《李宝协议》，撤回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新谈判，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使中法争端升级。 对于法国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的无耻要挟，清政府和李鸿章表示相当的义愤。加上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不断传来法国加紧准备扩大侵略的情报，清政府不得不引起重视，作必要的防务部署，命令滇、桂前线向境外增派部队。此外，清政府还谕令因丧事在籍的李鸿章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划战备。时隔不久，1883年5月1日，清政府又谕令李鸿章：“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著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1](P145)对于这一任命，李鸿章分析形势，从中法交涉的全局出发，向清政府建议，他宜暂住上海，观察形势发展，相机再定进止——这就是所谓“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鸿章这样做是不是像有人认为的“胆小怕死”，“不愿为国效力”呢？不是的。他是有客观理由的。李鸿章5月8日奏报朝廷：“谕旨派臣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臣受恩至深，久已以身许国，如果于事有济，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其间非驿站正道.文报往返动须数月，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以互相推诿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应请朝廷仍责成滇、粤各督抚自行钤束，妥为调度，随时商办，较有实济。”[1](P150)此外，5月15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中说：“先奉寄谕催回署任，旋因越南事棘，奉旨驰赴粤东督办，滇粤防军均归节制，义何可辞。惟南北洋淮军远调，深恐法人乘虚内犯。初一复奏以先至上海暂住，察酌军情，再酌进止，不日廷旨批回。”[2](P114)由此分析李鸿章拒绝赴粤，一是考虑，即使战争可能爆发，也应该将根本放在加强北洋防务方面，不能使重心南移造成北洋不稳，动摇大局。二是考虑，中法交涉毕竟还没完全破裂，中国在决策时应留有一定余地，以示在战争和外交解决之间可进也可退。客观地说，李鸿章的想法是符合实际的、顾全大局的。正因为如此，清政府才同意李鸿章暂住上海。 当时不赞成李鸿章赴粤的大臣还有几人，他们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且对李鸿章的持重表示赞许。薛福成致李鸿章函认为：“中堂宜早还北洋，或暂驻南北洋适中扼要之地，调兵选将，兼筹全局。庙堂既便于谘询，各使亦可来会议，较之局于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远矣。”“此事关系至巨，似宜为朝廷切实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3](P616)薛福成致张佩纶函又指出：“如决裂之后，法兵窥我南北洋，而撤军回援，固形狼狈；若业既大举，仍归退让，则不如径置勿理，暂免大损声威。此伯相长虑却顾之苦衷也。”[3](P621)袁保龄认为：“论者或谓省三不悉洋情，不如竟以合肥赴粤调度，保龄则以为万万不可。盖决意征讨，则帅臣宜居中策应。……重臣宜外示静镇，内顾根本，伐越人牵制之谋，则驻津便；即谓暂助声威，密通各国线索，为可和可战之地，则驻沪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视驻粤远胜矣。”[3](P624)周盛传致李鸿章函指出：“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一朝奋决，更赖谁人以持其后？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3](P638) 李鸿章在上海期间既非避难，就不会轻松——他与一些外国人士接触，设法了解法国的动态以及列国对中法争端的看法；他还与朝廷和前线官员密切联系，商讨调兵布防、购买运送武器弹药装备以及筹措款项等事宜，做出积极的努力。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还奉命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充满火药味的外交谈判，这是中法间第二次正式谈判。李脱谈判，法国方面根本没有诚意，完全是想恃强逼迫中国放弃全部越南。因此脱利古大耍手腕，有时软磨诱骗，有时又暴躁不安，以势相逼，以战相胁。尽管如此，李鸿章秉承清政府的旨意，不卑不亢，坚持定见，正言驳斥了脱利古的无理要求，使法国的侵略阴谋严重受挫。1883年6月，朝廷命李鸿章择期北上回北洋大臣署任。 二、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 1883年7月初，李鸿章离开上海回天津。稍后，脱利古也来到天津，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依然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使脱利古无计可施，宣布中止谈判。法国见谈判无法达到侵略目的，悍然于1883年12月中向驻守越南山西地区的清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中国前线部队奉命开始抵抗。 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和李鸿章均持主战抵抗的立场，希望在战场上能占据优势地位，然后通过有效途径解决中法争端。李鸿章在1883年12月27日的《遵旨妥筹边计折》中表明了抵抗的态度，提出了正确的策略。他写道：“即敌或迳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遽罢之理也。”“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忌，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理处之法。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他又指出：“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1](P257-258)但是，战局发展与清政府和李鸿章的愿望相悖，清军在山西和北宁都打了败仗，后退至边界地区。军事的失利导致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现实使清政府和李鸿章十分无奈，又萌生了妥协求和思想。1884年5月初，在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的斡旋下，李鸿章奉命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5月11日，双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将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对所有法越已定和后定条约概置不问。这等于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比《李宝协议》大大退步了。对此，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行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