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荩与“沈荩案”若干史实的补证

      我曾在17年前在沈荩后人的帮助下撰《沈荩与“沈荩案”》（载《求索》1988年第6期）一文对沈荩生平和“沈荩案”始末进行了一些考证。其中，否定了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而获罪，至被清廷杖毙的说法。但此文考证多有疏漏，关于沈荩与“沈荩案”的一些史实仍有许多疑问。近读一些中国近代史和新闻史的论著，都认为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而获罪，并称沈荩为“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注：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春扬的《清末报律与言论、出版自由》（载《法学》2000年第3期）、李文绚：《百年新闻——20世纪新闻事业编年史（上）》（载《中国记者》2000年第12期）、吴永良的《沈荩之死与英敛之办报》（载《书屋》2005年第1期）、徐思彦的《社会转型与报业现代化》（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澹泊主编的《湖南名人传》（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目前最具权威、由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沈荩”词条也称沈荩是“因将《中俄密约》内容披露报端，引发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的反对。被清廷逮捕杖杀”。另外，所有这些关于沈荩的论著中，对沈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京津地区的活动都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接触到的一些近人的诗作、笔记、日记等史料，对与沈荩和“沈荩案”有关的若干史事再作一番补证，以期引起史家的注意。

      一、关于沈荩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北京的活动

      沈荩(1872-1903)，原名克（很多文章误为“克诚”），字愚溪（后改为虞希），号潇湘渔太郎，祖籍江苏吴县洞庭山，太平天国运动时，其祖经商入湘，寄籍善化（今长沙县）。戊戌维新运动中，他积极参与了湖南新政。戊戌政变后，他到上海会同唐才常东渡日本。次年年底归国，与唐才常一起在上海创办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并任干事员。1900年，他积极参与上海“中国国会”的活动和自立军起义的准备工作，任自立军右军统带，驻扎新堤。自立军正准备起义之时，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才常、林圭等死难，自立军起义失败。

      沈荩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潜回武昌，然后到上海探听消息。当然清政府缉捕甚严，沈荩被列于通缉名单之首，并被悬赏二千元。为避缉捕，他改名为荩，并取道天津前往北京。在北京，他首先寄居于好友刘鹗之家。刘鹗(1857-1909)，原名梦鹏，字云抟，又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中国近代著名小说家和收藏家。刘鹗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曾与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过往甚密，并曾列名保国会。当时，刘鹗住在北京的板章胡同，沈荩、连梦青、狄楚青（即狄葆贤）都曾住在他家的后花园[1]。在刘鹗的《铁云诗存》中，还有与沈荩有关的三首诗[2](46-47)。前两首题为《沈虞希以采芝所绘兰花嘱题》：

      依稀空谷见精神，翠带临风别有真；

      谁料弥天兵火里，素心花对素心人。

      虞弦落落听希声，似采灵芝赠远行；

      一片幽情弹不出，冰绡飞出董双成。

      这两首诗中暗含着沈荩在北京的时间和一些生活情况。“依稀空谷见精神，翠带临风别有真”应该是以兰花品质比拟沈荩和绘兰花图的“采芝”的性格。从“谁料弥天兵火里”一句，可推测此诗写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秋冬或辛丑春。“素心花对素心人”一句应与诗题及下一首中的“虞弦落落听希声，似采灵芝赠远行”两句联系起来看，后两句分明是将沈荩的字和诗题中的“采芝”嵌入其中。那么，“采芝”是谁呢？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为“冰绡飞出董双成”，董双成是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她炼丹宅中，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驾鹤升仙。显然这里是将“采芝”比作“董双成”，而从刘鹗对其亲热的称呼，则“采芝”有可能是刘家的侍女。那么“素心花对素心人”则是指“采芝”对沈荩的感情了。由此可推论，沈荩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刘家特别是采芝“别有真”的照顾，很可能两人有了特殊的感情。

      《铁云诗存》中与沈荩有关的第三首诗是《梦中作》：

      辛丑三月初五夜间，梦在伊犁为沈君设祖帐。远望山川大漠，历历在目。即席赋诗云：

      瀚海稽留客，天南沈少微。关河三万里，风雪一人归。予意难为别，君情不可违。离亭开祖帐，风急片去飞。

      诗前小序中的“沈君”，即诗中的“沈少微”是不是指沈荩？查“少微”一词原为古代星宿名，又称处士星。后常以“少微”比喻为隐居不仕的处士。因此，用“少微”称呼沈荩正符合他当时的处境，诗中“关河三万里，风雪一人归”似乎也与沈荩到北京前的遭遇相合。这说明刘鹗对沈荩此前的活动也是了解的。从这些诗中可知，刘鹗与沈荩的关系不同一般，也可知，庚子秋到辛丑春之间，沈荩确实住在北京刘鹗家。

      另据狄楚青在其《平等阁日记》中记载，刘鹗设平粜局于北京东华门，从事慈善事业，又附设掩埋局，“专掩埋无主尸骸”。刘鹗委托沈荩主持掩埋局事务。谭嗣同好友王五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曾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后中弹被捕，八国联军将他作为义和团余部枪杀，并暴尸于北京街头逾月。沈荩于辛丑年正月“乃收五尸葬之。且树碣志其地”。事后，沈荩曾与人谈及王五死状：“五死累月，天寒尸未腐，嚼齿怒视，目光炯炯如生，犹可想见当年愤斗之状。”[3](668)言语之间，表露出对抵抗八国联军侵略的壮士的敬佩之情。另外，当时与沈荩同在掩埋局的丁士源也在其《梅楞章京笔记》中回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与德军翻译葛麟德及王文勤之子一起携化装成男人的京城名妓赛金花至北京南海八国联军司令部去见瓦德西，因瓦德西外出未见到。事后，丁将此事告诉了沈荩和浙江钱塘人钟广生，钟广生与沈荩“遂各戏草一稿。一寄上海《戏报》，李伯元主笔；一寄上海《新闻报》，张主笔。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说成活现逼真”[4](421-489)。这两则与沈荩有关的史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沈荩与八国联军的关系。黄中黄（章士钊）所作《沈荩》一书称：“联军屯聚于津沽，荩通刺谒联军诸将士，而与日将尤惬，谋尽覆满族，徐著手以光复吾字。闻指摘拳魁如载漪、启秀之流，皆死于荩笔札之间。”章太炎为《沈荩》一书作序也说沈荩“与联军诸将士往来，伪庄王启秀等皆死其笔札间”[5](234-307)。比较这几条史料，与沈荩住在一起的狄楚青的记载以及与沈荩共事的丁士源的回忆应该更能反映沈荩的真实情况，沈荩安葬王五的行为和对王五的敬重以及对赛金花与瓦德西关系的渲染更符合沈荩的个性。而章士钊和章太炎根据传闻所记，本身是有史实错误的：第一，载漪被八国联军指为“祸首”，但并不处死，而是“夺爵戍新疆”。[6](2359)第二，所称“伪庄王”即庄亲王应该是载勋而非启秀。同时这些记载所记沈荩那些类似汉奸的勾当，既不符合沈荩的一贯性格，也不符合情理，其真实性当然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