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 租界公园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空间特征以及国人关于“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历史记忆，使得中国人在引进公园时就已经将其作为某种象征而加以建构。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兴起后产生了国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成为政府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民国建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对教育的管制日益严格，不仅对体制内教育进行了控制，而且加大力度发展社会教育，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控制，通过潜在的形式实施政府的影响。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方面对国民的重新塑造，是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在近代殖民主义入侵背景下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空间的公园，此时由政府纳入国家市政建设体系之中，逐步成为社会教育的新空间，由于公园曾经承载着沉痛的民族集体记忆，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园又转化为传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观念，塑造着新型国民。 公园作为空间存在首先基于其具有物理特性。尽管公园曾带给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创伤，但中国人仍然一定程度上将公园与“文明”等同看待，甚至将其视为文明的象征。清末新政时，清廷将兴建公园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还有士绅认为，地方自治应该将兴建公园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内容，建“公花园”，“以活泼人民之精神”，启迪“社会之知识”，（注：参见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八十三课·地方自治之缺点》，上海易制堂本1907年版。）公园成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空间场所。民国建立后，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济南、太原等城市都有数个乃至十个以上公园，甚至一般县城都有公园：湖北枝城有卢园；广东乐昌有昌山公园；四川三台有中山公园；贵州贵阳有贵阳公园；云南马关也有中山公园。（注：参见：《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一集第一编《江苏省》、第三编《安徽省》，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印，1936年；王子观：《宜都卢园——中山公园》，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枝城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乐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昌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三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页；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张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马关中山公园今昔》，政协云南省马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不仅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公园大量出现，而且江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着切肤之痛的方志敏也于1930年建立苏区第一个公园——葛源列宁公园。[61]民国时期，公园已成为城镇比较普及的娱乐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引进公园时在建筑风格与空间布局上与西式公园迥然相异，这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设计者主观上强调民族特色。与西方公园主要以花草为主有所不同，中国人所建公园一般都有古典式的亭台、楼阁、荷池、花坞等，有的还辅以假山，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格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且，公园建筑风格亦独具民族特色，园内亭台、楼阁也都是古典式建筑，最典型者当推北京中央公园。该公园原为明、清两朝的社稷坛，而发起改建者朱启钤又极推崇中国古典建筑学，所以，公园按照中国园林的格局布置。不仅原有的社稷坛、拜殿（即今中山堂）和墙垣仍保持原来面貌，而且新建的房屋、石坊、长廊、水榭、亭台、荷池、植物均体现出民族特色。[62]全国许多公园也大体如此，到30年代，中国建筑界掀起文化复兴思潮，各地传统建筑增多，与西式建筑相抗衡，如青岛若愚公园建成古典式中间高两边低的三开间飞檐入门牌坊， 完全是中国传统风格。[63](p.190)民族主义体现于公园建筑所呈现的文化精神之中。 在西方，公园是相对独立、单一的休闲娱乐场所，但由于中国人在公园问题上受到殖民主义戕害的集体记忆深刻，因此，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与殖民主义的斗争及公园本土化运动后，公园成为教育大众、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中国公园建设者最初的目标就是“发人兴趣，助长精神，俾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缔造种种事业，而国家因之强盛”。[64](pp.40—41)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更明确将公园定位为社会教育空间，以培养民众“三民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德，“陶冶民众情感”。[65](p.17)因此，公园成为社会教育的场所，在地方志中也被列入“教育志·社会教育”目下，如湖南《民国醴陵县志》。[66]为宣传国家观念、振兴国货，许多公园内建立国货陈列所，如天津最早华人建的公园就已设有国货陈列所，（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二《食宿游览》，文明书局1911年版，第12页。）而后，南京第一公园、太原中山公园等亦设有国货陈列馆，其目的是引导人们使用国货，激励民族经济的振兴。[67](p.178)[68](pp.149—150)福建省台江县南公园内也有国货陈列馆，并在馆旁列“请用国货”石碑。[69] 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当局及士绅都利用公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在公园内建立纪念碑、纪念亭，这些纪念性建筑成为民国时期公园的主要空间布置。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原来德国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内，并改为“协约战胜纪念碑”，“以便众览，亦雪国耻之意也”。[70](p.31)1926年9月5日，英舰炮轰四川万县惨案发生后，万县遂将建设中的公园命名为“九五公园”，并在园内建“九五图书馆”，[71]以告诫人们不忘国耻。而当1931年收回威海卫租界后，国民政府即在鲸园花园建“收回威海卫纪念塔”。[72](p.595)1933年，江苏宿迁在马陵公园内建杨公亭，以纪念该县固守台湾、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73]抗战期间，公园内建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纪念性建筑更具普遍性。1940年，国民党陆军兽医学校驻贵州安顺县，因为当地“既无公园可供游憩，又无其他高尚娱乐”，于是学校为当地建“七七”公园，园中建“七七亭”、“卢沟桥”等建筑，以“发人深省，唤起敌忾同仇”。[74]江西赣州公园内1940年建成“抗日战亡将士纪念碑”。[75]这样的空间布置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园内，公园成为宣传抗战、传输民族主义的重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