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因为它与普通大众的历史关系密切，而大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所以，关注大众生活史的研究更能从深隐层面揭示政治势力的实际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传统近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主权、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它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1](p.364)殖民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对于大众而言更实际、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切实的体验与反弹，从而建构起全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公共空间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新热点，近代公园问题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史明正的《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区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较早开始研究公园与城市空间及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以后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广州、成都公园的兴起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园里的社会冲突。（注：参见Mingzhen Shi,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Vol.24,№3,1998；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城市史研究》第19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研究者将过去学界所忽略的公园这一“场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史中现代性研究的深化。 实际上，公园不仅仅与公共空间有关，它还与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心态联系紧密，它曾经是殖民主义向中国渗透的重要象征与渠道，对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产生过强大的冲击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在这方面仅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一文对租界花园的格局及园林小品进行了简要分析，（注：参见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近代租界公园不准华人入内而引发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曾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但学者们主要围绕外滩公园门口污辱中国人的木牌是否真实存在而展开，（注：参见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3期；张铨：《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史林》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被污辱的史实不得抹煞曲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史实综录》，《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对于其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却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全面考察近代西式公园的引入与华人公园的发展，透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撞击及中国民族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 一、租界公园的殖民主义空间复制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势力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属地，并将西方市政建设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国，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工业化后，英法等国为缓解工业化大生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当时称“公家花园”。[2](p.473)[3](p.249)又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一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源地，大量外侨随着殖民势力的侵入而移居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4](p.5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国花园”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空间。英国人最早建立的外滩公园位于“英界虹口大桥沿江一带”，每天“西人挚眷携童游赏”。[5](p.5)继外滩公园之后，外国人在沪所建公园逐渐增至10多个。（注：据《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485页），吴馨、姚文楠修纂：《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下·名迹》，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48年版）整理。）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先后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面积达1 500多公顷。1880—1938年，英、法、日、德、意、俄等租界共修建了10座具有各国象征与文化特色的公园。（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五《食宿游览》，天津文明书局1911年版，第7页；崔世昌：《租界里的公园》，《天津租界谈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541页。）关于公园统计资料保存完整的还有青岛，青岛在历史上曾为德国人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又从德国人手中夺得青岛，因此，青岛尽管城市不大，但近代西式公园数目较多，据《胶澳志》统计达15个之多。[6]上海、天津与青岛三地的近代公园见下表（未标注具体修建年代者，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