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该问题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清末民初康有为等人试图创孔教的实践，近年来有不少专著和论文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未有专题研究充分展示论战的全貌，以至对该问题缺乏全面研究。鉴此，笔者试图全面梳理参与论战的双方、言论及论战之结果，将其置于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揭示隐藏在辩论背后的实质问题——何以该讨论发生在民初？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一 1913年8月15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孔教会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国会请于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因争论双方均将孔教是否宗教作为孔教能否定为国教的前提，孔教是否宗教也因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到第二次国教请愿失败终，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潮之一。 为了有助于认识这场辩论，笔者将双方之言论陈述如下。若以赞成、反对孔教为尺度，可将民初思想文化阵营略分为二，前一阵营大致以孔教会成员为主： 第一，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主要领导人，建构了兼具人道与神道，且优于基督教的孔教理论。 早在清末，康有为就“致力于将儒学转化为宗教”，随着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康氏着手“将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化为宗教”（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以挽救“国亡教危”的局面。1912年，康氏授命陈焕章创办孔教会，并亲自撰写孔教会序，宣称“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孔教是“人道”教，所谓“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 作为孔教会的直接领导人，陈焕章秉承其师的孔教主张，撰写了孔教会的纲领性文件《孔教论》。（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在《孔教论》中，陈氏首先指出孔教之精髓是《书经》所谓五伦，《礼记》所谓七教。然“《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是故有神道设教。可见，“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而尤偏重人道”，故“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且“野蛮时代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是故，孔教乃重人道、优于其他宗教之“特别宗教”。其次，陈氏论证“教”之界说，认为“孔教之经传，其确定教之界说者，莫著于《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谓之性，率性之谓之道，修道之谓之教，此教之定义也”。据此“评论孔教，则孔教之为教，铁如山，不可动矣”。最后，陈氏指出孔教具备基督教所具有的宗教要素，诸如教主、上帝、教堂等。（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要之，孔教就是宗教。 此外，孔教会人士还从征诸宗教的不同定义以论证孔教。如张东荪认为确定“孔教果为宗教否”，“在宗教之定义”，张氏考证康德、斯宾塞、赫胥尼等人对宗教的定义，概括出作为宗教的四要素，而孔教具备此四要素：宗教所谓之神、信仰特质、道德特质、宗教代表之文化特质。（注：张东荪：《余之孔教观》，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36-5038页。）又如，张尔田以信仰者之多寡为衡量标准，认为自民国创建以来，“上自开国巨公，下至贩夫走卒，无一敢以非圣诋孔者，此心同，此理同也”（注：张尔田：《孔教五首》，《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因此，孔教是宗教。 第二，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及一些颇有影响的传教士也拥护孔教，如俄人盖沙令，英人麦禅原、庄士敦，德人费西礼、卫西琴，日人有贺长雄及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花之安、狄考文、卫礼贤等。其中以庄士敦、有贺长雄、李佳白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庄士敦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故孔教于中国，非他教可比，“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注：庄士敦著：《中国宗教之将来》，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而有贺长雄则认为孔教“尊祖祀天，不言神秘甚密之义。而于人伦则至纤至悉，郑重周详，是故伦理者乃中国文明之精华，为西汉以来二千年间政教之基础，其浸润于国民意识甚深，其支配国民精神之力极大。居今而言保守，不但须将通国之中所有被服儒术，崇奉孔教者总为一团体，由国家公认而保护之，且于宪法特著明文，以此为国家风教大本”（注：有贺长雄：《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大本》，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卷，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498)，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94-5098页。）。主张定孔教为国教。 第三，军阀如张勋、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冯国璋等地方势力派，也坚决拥护孔教。 1912年，张勋曾向袁世凯呈文（注：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呼吁尊崇孔教。尔后，张勋利用在徐州召开的13省督军联合会议，请康有为拟致黎元洪及国会的电文，称中国“千年之历史风俗，举动行为，人伦日用，皆受之于孔教，与之化成国魂……”（注：柯璜编：《孔教十年大事记》第8卷，太原宗圣会，1923年。）。而在国教运动中，张勋更是不遗余力、屡次上书请定国教；阎锡山也通电赞成孔教，并拟具体而详尽的尊孔方案致电袁世凯（注：《山西都督呈大总统祀孔典礼文》，《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也可谓煞费苦心；吴佩孚不但手创孔教会组织，且在其数次公开讲话中均表示孔教是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