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崇尚“信而好古”，已是学界共识。信而好古，不仅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藉“托古”以争正统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注：钱穆晚年讲学，就特别讲到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孔子如此，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参见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余英时论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极为温和，往往是诸家论“道”皆“托古”以争正统，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及至晚清，由于社会变动不断加剧，对过去的重新阐释愈发突出。以“托古改制”名闻士林的康有为对此就有精到的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梁启超《古议院考》发表后，严复致书质疑，梁也因此解释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2]这些都昭示着，“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而基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立场，“传统”或“历史”是如何“发明”的，也当引起关注[3]。于此，就有必要进一步探问，“历史记忆”是以怎样的方式延续？ 有关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不是什么新问题，对此的阐述，可以说本身即已有悠久的历史。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就表示，“对人类学问(learning)的最好分类是根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理性灵魂(the rational soul)——所有的三种主要官能而作的分类。”由此，他也指出，“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相象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4]进入20世纪，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对历史认识的思考，也强调人类历史通过记忆与现在联系起来，“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5]只是，这些文字都还只是强调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却未曾涉及记忆是如何展开的。就此而言，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占据重要位置，也不难了解。如论者所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社会学家。”[6-p59]哈氏关注于“记忆的社会框架”，还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依据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此来对照中西沟通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或者可以说，援据历史，亦即是唤起历史的记忆，构成晚清中国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的重要环节。相应的，关注历史记忆在晚清是如何延续的，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演进，也是重要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晚清中国特殊的媒介形式——“策问”，分析“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被唤起，都是事出有因的。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早已埋下其“复活”的根基；而所谓“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更使本土历史记忆资源广为开启以应对之。实际上，晚清中国“历史记忆”之唤醒，也明显受两个因素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就前者而言，近年来已不乏这方面的论作（注：王汛森分析了清末历史记忆的复活，以及服制等生活传统之隐而复现，如何影响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上的选择。沈松侨则透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的关系。参见王汛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第1-18页，1996年9月；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第77-158页，2000年6月。笔者对于晚清以来“托古”之论述策略及成因，也有所论述，参见章清《“传统”系谱的建构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论述策略》，见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88页。）。相较而言，检讨西方因素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开启，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较为宏大的课题，讨论的前提往往还把“西方”当作“已知量”（注：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曾善意警告过把西方当作“已知量”的看法。见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不可否认，这些探讨都有益于揭示西方因素主导下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些面向，只是，宏大叙事不免影响到对“历史记忆”如何延续的把握。在将“西方因素”具体到“西史”（或称为“外史”），并且将问题集中于特殊媒介的前提下，审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如何延续，或能获得新的视野。这里的关键是，“策问”毕竟是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这样“策问”中的“历史”，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晚清中国知识界区分“新学”与“旧学”，相应的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此背景下开启的中西历史之“会通”，也影响着有关中国历史图景的重新塑造。在稍前的研究中，笔者已试图说明，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一环节，即中西历史的“合和”。这其中既包含外国历史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在中国被接纳的过程；同时，将中国历史置于“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构，实际即是发掘本土历史资源以对应于“西史”的过程。简言之，中西历史“会通”的过程，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重要环节（注：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36-264页；《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本文正是对前述研究的补充，将问题集中于对历史作品的探讨。由于“策问”的特殊属性，分析“策问”中的历史课题，可以清楚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基于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国之“过去”与西方之“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这其中，晚清中国“文化自持”的范式，也落实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来（注：所谓“文化自持”(Selbstbehauptung)，大致可表述为“他律引导的民族中心主义”，参见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源自东方的科学？——中国式自断(Selbstbehauptung)的表现形式》，《二十一世纪》总第76期，2003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近年来，援此讨论中国、日本、韩国的“主张”，已举办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本文作为会议论文曾提交2004年12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东亚‘文化自持’范式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