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中国士人群体可以共享同润的“公共空间”，《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意见，报方也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与调整。（注：《时务报》出刊未几，即得各方读者来函提出各种意见，故于第6册即特刊《奉覆来函》一篇，解释曰：“所教各节，半已照改；惟尚有数条未能相从者，谨举其何以不能之理，附于篇末，以酬诸君子之盛意”。本文不详引证。参见《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影本1，第405-407页。） 《时务报》是否刊登清廷中央“谕旨”这件事，便是一例。本来，《时务报》第23册登有启事，谓“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无烦重复”，故不登之。（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影本2，第1590页。）各方读者反应欠佳，不赞同的人居多。如邹代钧谓“缘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注：《邹代钧函（五十六）》，《书札》(3)，第2731页。）屠寄说“中国士贫而俭，往往不能兼阅各报”，故读者要屠寄转告此事，他便建议不妨字格外缩小以省篇幅。（注：《屠寄函（六）》，《书札》(3)，第2188页。）王舟瑶也谓“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似宜补录。（注：《王舟瑶函（二）》，《书札》(1)，第56页。）《时务报》第35册便登启事谓，不登上谕，“诸君皆不谓然”，故自本期起恢复。（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5册，影本3，第2410页。） 《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品质，也有精益求精的要求。如错字太多，便让读者不满。钱恂说“报中误字多，当先校一过为妥。此间人多赞《时务报》，愿益加意焉”，（注：《钱恂函（三）》，《书札》(3)，第2996页。）吴品珩则谓《时务报》所登的上谕有误字。（注：《吴品珩函（一）》，《书札》(1)，第341页。）读者也屡屡指责《时务报》装订的误失，比如钱恂批评第10册“脱叶太多”，“署中分送廿本，而缺页者五本”，（注：《钱恂函（四）》，《书札》(3)，第2998页。）错失竟高达五分之一。顾印愚则指称第15册《重译富国策》“第二叶重见”。（注：《顾印愚函（五）》，《书札》(4)，第3284页。）一位署名“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更来函对《时务报》选用的纸张提出意见，说《时务报》自第40册起选用“栗色机器纸”，殊为不当，因为“此纸质极粗劣，一经潮湿，即易腐朽”，且谓《时务报》寄到各处之报“往往受潮，竟有全本霉烂不可翻阅者”，他所收到的便是“全本尽潮，书面纸又落色”的本子，“系一大憾事”。（注：《留心时事人函》，《书札》(4)，第3690-3691页。）《时务报》到达读者手上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过于迟滞，也让读者抱怨不已。如重庆方面，《时务报》第27册出刊后逾三个月，读者尚未得阅新报。（注：《江瀚函（三）》，《书札》(1)，第26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八：江瀚函系年考。）同样在重庆的读者潘清荫也说，《时务报》第29册出版后将近四个月，读者才收到；第36册在出版三个月左右，仍未可让那里的读者寓目。（注：《潘清荫函（二）、（四）》，《书札》(3)，第2899、2903页；此二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九：潘清荫函系年考。）身在北京的毛慈望则抱怨说，自己看到的《时务报》竟是三个月以前出版的，（注：《毛慈望函》，《书札》(1)，第27-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毛慈望函系年考。）经他这番“抗议”，《时务报》方面大概也即有所调整，让他约略在两个礼拜左右便可捧读到新出版的《时务报》了。（注：如他在光绪廿三年四月十七日即可见到同月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5册了。见《毛慈望函（三）》，《书札》(1)，第2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毛慈望函系年考。）山东的王延龄亦致函汪康年，埋怨他所订阅的《时务报》“由潍县电报局转寄，而迟淹殊甚”，汪康年于光绪廿四年八月廿七日收到的王函云：他所订阅的《时务报》“仅至六十五期”，（注：《王延龄函》，《书札》(1)，第5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一：王延龄函系年考。）可是那时《时务报》已经停刊，步入历史矣。法国的革命派新闻工作者Pierre-Louis Roederer早在1797年便对媒体在危机时代拥有的特别力量，有过精彩的析论。他指出，与书本不同，报纸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去寻觅它们，而是主动地去逼近读者。报纸“按期送到读者手上，而且总是带来一些引人兴味的新东西。它们永远在有规则可寻的基础上定期送来”。报纸的影响力应该更被放大，因为它都于“每天的同一时间”抵达一大群的公共读者手上，“不分阶级，不分那一个公共地方，它几乎成为每日人们谈话不可或缺的材料”。因此，他宣示曰：“报纸……不但对一大群人产生影响，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书写都更有巨大的影响”。（注：引自Jeremy D.Popkin,Press,Revolution,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rance,1830-1835,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13.）印刷装订有误或是已然霉烂与不能如期抵达读者手上的《时务报》，显然不能满足他们对它的殷切期望。 《时务报》的读者对译文用语词汇也有意见。如钱恂说《时务报》的译稿，“文话太多，大失西文本意，亟宜痛戒”，因为“要知西文不解中国词头也”，如第10册《时务报》“谏俄皇书，全用中国下谀上字面，如圣躬、如宸衷、如天威、如陈奏、如普天同庆、如贡物、如祝嘏，种种可恶字面，愚不取也”。（注：《钱恂函（四）》，《书札》(3)，第2998页。）高凤谦则谓：“《英伦务农章程》有‘朕’字、‘钦定’字及‘尔等知悉’等字（各报亦间有类此者），似失原书辞气。欧洲君臣之议至简，称谓间却甚亲洽，大有三古忠厚之风，不必狥中国尊崇之体制，以失欧洲简率之本真。俾阅者知西人政俗，亦抑君权伸民权之一助也。”（注：《高凤谦函（十三）》，《书札》(2)，第1631页。）可以想见诸如钱恂或是高凤谦对于这等字词的“敏感度”。周贡瑚借到《时务报》第53册后，细读一遍，便指陈这一期各篇文章里的错误，如是期所刊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一文言及“方我咸丰之季，法之败于普也”一语，（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595页。）便说普法战争应系同治九年(1870)事；对于《时务报》的翻译名词不统一处，亦加批评，如是期刊有古城贞吉自《东京日日报》译出的《英俄与亚细亚关系》一文，谓俄拟将取“卑麦拉雅山以北之地”，（注：古城贞吉译：《英俄与亚细亚关系》，《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633页。）他指出“卑麦拉雅山”一词与《时务报》第50册“希玛拉雅山”译法不同，（注：按，笔者遍查《时务报》第50册，惟湘乡曾广铨译《论东方时局英俄愿和平分利》一文有“希密腊亚联山”一词，而无“希玛拉雅山”一词。见影本4，第3415页。）并建议“译写国名、人名、地名、船名”应该“前后一律”，让初学者在阅读之际“庶免迷惑”。尽管批评甚多，他还是愿意从此开始订阅《时务报》，（注：《周贡瑚函（一）》，《书札》(2)，第1183-1185页。）加入它的读者队伍。 又如张坤德翻译的《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自《时务报》第34册初刊，连载不止，（注：《会审信隆租船全案》，《时务报》第34-68册。）时甫未几，《时务报》的读者便对这篇译文颇有意见，认为“译报语太繁”，所以“不甚愿看”。写信给汪康年告知此等反应的汪立元认为，《时务报》如对译文“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如《会审信隆租船全案》一文“反复辨驳”，反而让读者“看不明白”，非仅他一人觉得如此，而是众皆同感，“均同此病”。因是，他便提出建议说，应当于全案定谳后，“将始末情节作一文，俾知何处吃亏”，是于案情相关之谳词只可节录，不必逐堂全抄。（注：《汪立元函（八）》，《书札》(1)，第1029-1030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三年七月廿八日，参见本文附录十二：汪立元函系年考。）他的意见，随即得到《时务报》的公开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