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光绪廿三年(1897)二月廿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1册的读者，展卷伊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麦孟华与梁启超的两篇文章：麦孟华的文章放言“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注：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时务报》第21册（本文附录注明出版时间者，注释中不再注明，下同），影本2，第1387-1390页。）竟与《时务报》前此刊出的声言“民权”之益的调子，好似正异其趣；（注：例如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影本1，第556-559页。）另一篇则是梁启超介绍从美国的“墨尔斯根省之大学”毕业，“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并且“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的江西九江女子康爱德之事迹的文章。（注：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时务报》第21册，影本2，第1390-1391页。）两文一出，都引发了《时务报》读者无限的联想。如高凤谦（梦旦）就不认为麦孟华的文章是唱反调之作，在他看来，“中国之患，在于事权无属，故百事废弛。非伸民权，即君权亦无所寄”，而要提倡“民权”，在“论议措辞”方面，便“不可过激”，如麦孟华与汪康年的文章“出之以委婉，便足动听”，（注：《高凤谦函（九）》，《书札》(2)，第1621页。）因此他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另一位读者是一代奇士刘鹗，引发他的注意力的则是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让他不禁“神为之王”，并且，他也从《申报》里看到介绍这位女士的报道，（注：《记奇女子》、《论本报所纪（记）奇女子》，《申报》光绪廿三年三月四、六日。）两篇文字不约而同地都说到她“尚待字闺中”，因之虽有“姬妾”但已经“断弦”四年的刘鹗，以为这位“奇女子有难以择配者”，于是乃即托罗振玉（式如）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人”，（注：《刘鹗函》，《书札》(3)，第2889页。不过，刘鹗在此函里说，他看到《申报》报道康爱德事为光绪廿三年三月三日者，笔者未见是日《申报》有此一报道，仅于次日见之。）想要和她结为连理。（注：惟其结果如何，尚莫得其详；关于康爱德的讨论，参看Hu Yin,"Naming the First‘New Woman’," in Rebecca E.Karl & Peter Zarrow(ed.),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80-211.） 观此二例，可以想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应该是多元繁复的。（注：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成果，专著部分最称重要者有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台湾另有两篇硕士论文，分别是张明芳：《清末时务报之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8年；孙承希：《戊戌变法时期之〈时务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韩裔学者尹圣柱则将《时务报》视为张之洞个人掌控的官僚体制的延伸，见Seungjoo Yoon,"Literati-Journalists of the Chinese Progress(Shiwu bao)in Discord,1896-1898," in Rebecca E.Karl & Peter Zarrow (ed.),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pp.48-76.汪叔子对《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情况，有比较清楚的整理，见汪叔子：《维新思潮的涌涨——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6-109页。在一般中国新闻史的专著里亦必包括对《时务报》的述说，例如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篇。关于《时务报》的两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启超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更是不可胜数，举其要者，以廖梅对汪康年之研究专著最称精审，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她另刊有相关论文：《〈时务报〉三题》，收入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15-226页；《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9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96-216页。余如崔志海：《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关于其他各方人物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亦所在多有，如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黄士芳：《康有为与〈时务报〉》，《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以《时务报》为主体探讨其间蕴涵的思想观念之作如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既会因为个人当下关怀的不同，也会由于个人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之间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这样看来，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应该可以让我们对于传播媒介如何形成了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注：关于“公共空间”或谓“公共领域”，自然取材于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9；他亦有比较简要的述说："Public Sphere:An Encyclopedia Article," Critical Thory and Society:A Reader,pp.136-142.从概念史角度言之，Habermas的论述自有其先行者，如Hannah Arendt,Carl Schmitt与Reinhart Koselleck相关的理论论述脉络，参见J.L.Cohen & A.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2,pp.178-254.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脉络来批判Habermas的亦不乏其人，认为他宣称的“批判的理性公共”，不过只是资产阶级霸权的伪装，他们控诉Habermas忽略了伴随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之兴起而出现的真正平等的公共领域。参见Peter Uwe Hohendahl,"Critical Theory,Public Sphere and Culture.Jürgen Habermas and his Critics," New German Critique,16(Winter 1979),pp.89-118，亦可参见T.Mills Norton,"The Public Sphere:A Workshop," New Political Science,11(Spring 1983),pp.75-78.女权主义史家也将注意力放在1789年之后妇女如何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境，进而声言，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其实是营构了性别关系的新秩序而已。个中名著，参见Joan B.Landes,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余不详举。至于检讨反思Habermas的理论与具体历史研究操作的文献亦众，如Benjamin Nathans,"Habermas's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6,no.3(Spring 1990),pp.620-644; Dale K.Van Kley,"In Search of Eighteenth-Century Parisian Public Opin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9,no.1(Spring 1995),pp.215-216; Jon Cowans,"Habermas and French History: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French History,vol.13(June 1999),pp.134-160.结合理论脉络和具体历史研究之思考，并涵括Habermas本人响应的文献，见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 Spher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2.在中国史研究脉络言之，导入“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概念以开展者固众，辩驳亦多，不拟详论，参见孔复礼(Philip Kuhn)：《公民社会及体制的发展》，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