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时代的梁启超有着中肯的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弥尔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P98) 鉴于此，研究严复一直是学术史、思想史的热点，国内外已发表研究严复的论文不下千篇，侧重严复思想及评传的就有十多部。 本文拟就美国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克武关于严复思想的学术专著略作评述，试图从不同时代、作者所处的特定学术环境及各自学术个性色彩来揭示其对严复思想研究产生的影响及其昭示的学术得失，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商讨意见。 一、史华兹、黄克武对严复思想的研究 （一）史华兹对严复译著的宏观探究。 本杰明·史华兹是当代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教授。他的专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196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在欧美汉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几次再版。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大陆学者很晚才对这部作品有所注意。（注：直到1977年第2期《历史研究》刊载的李泽厚《论严复》一文中才对史华兹的著作有所提及。） 此处笔者使用Benjamin Schwartz的英文原著进行研究。 史华兹认为严复在近代中国宣布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基本命题：西方强大的根本源泉（也即造成中西如此的不同）不仅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而且在于中西方对现实的视角是如此的不同，这就决定必须在思想领域里探寻中国近代的屈辱。经过一系列具体探讨之后，史华兹提出：“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严复的所有认识与观点，都和斯宾塞理论体系的分枝密切相联：一元论性质、类似泛神论的自然主义；把宇宙视作永不会枯竭的力与能量源泉，这种力与能量总是蕴含在复杂多变的事物结构之中；经过斯宾塞阐释的达尔文机械进化论；对社会功能作生物学的类比；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带着斯宾塞式的灵感。”[2](p96) 在史华兹看来，严复视角独特之处缘于“严复通过英国来看斯宾塞，通过斯宾塞来看英国”[2](P96)。正是通过斯宾塞的著作以及在英国留学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后者），严复认识到：英国人的生活彰显了西方式的“公心”[2](p70)。“西方的奇迹（特别是英国）在于其促动自我利益的建构方面的能力，以及释放个人的能量且把这些能量汇聚起来以达到集体的目的。”[2](p70) 该书第一章简析严复思想产生的时代及社会背景。第二章讲述严复从小就曾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后来因为谋生的需要被迫放弃科举致仕的人生道路，考入马江学堂，进而负笈英伦，回国后任职北洋水师学堂，后升为总办。着重论述这一期间严复的社会经历、由传统的儒学熏陶到接受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的心路历程。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方式及思想理念明显的分野。1895～1898年严复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诸如《论世之亟》（注：史华兹译成On the Speed of world Change，笔者认为此翻译不甚妥当，严复文章的本义是要论述：世界急骤变化；中国社会急需变革。）、《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史华兹专辟第三章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此进行阐述。第四章至第七章从严复8部译著中选取《天演论》等6部作个案分析。第七章着重写严复对道家学术的反思。针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史华兹在《晚些时候的严复》一章中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揭示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形象及其代表意义。 1.史华兹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严复思想嬗变的学理及现实根源。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的思想氛围及这种思想氛围与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成的社会网络之间相互促动及制约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富强”与“卫道”之间的关系，用史华兹的话语可表述为“怎样才能既能成功地富强又能坚持原有信仰？”[2](p19) 由此来判断与衡量严复的学术思想及其社会实践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广度，“正是由这类问题支配的社会背景中，青年严复思想走向成熟，而我们必须把他为转化传统价值理念所作的努力，即他为发现西方之所以富强所作的探索，紧紧地与他对这一背景的叛逆相联系”[2](p21)。特别是1881年他研读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在此书中领略了与《大学》、《中庸》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相互佐证的思想，“正如《大学》和《中庸》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样，其中斯宾塞发现对知识的追求，也与克服情感与道德上的偏差密切联系，即必须独立于道德意义上的至善的追求之外。……严复则强调‘知’的获得与‘诚’的另外一种因果关系。”[2](p34) 此处严复明显在追求中西会通，致力于寻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那么其理论切入点在什么地方？“斯宾塞（著作）复活了严复对中国文化经典中讲述的学术理路‘睿智’与道德理念‘至善’相互支撑的可能性。”[2](p35) 对严复而言，斯宾塞的书不仅仅代表了西方社会学家验证了（中国）古代圣贤敏锐的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它表述了在西方的科学原则下得以再现的“真知灼见”。这种真知灼见既可折射亦可由此推导出中国古代的“诚意”（注：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1964,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1979,p35,“However,Spencer's tract was not exciting merely because he,a Western thinker,had reconfirmed the insight of the ancient sages,but because of hisclear demonstration that the true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which both reflected and led to 'sincerity'(ch'eng i)－was precisely the knowledge to be found in the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尤其让严复激动的是斯宾塞的著作表述的带有西方色彩的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治国平天下”有着相通之处。斯宾塞所阐明的“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是由各种专门科学组合成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学科体系，这些学科方法构成了达到治理、整合社会的科学原则，这些社会学理论被严复解释成近代中国达到中国古代圣贤的“治天下”的理想社会必要的理论途径。严复在《原强》一文中结合中国古代圣贤的话语，对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自己的解释：（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2](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