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晚清时期，研究重点是鸦片战争前后至义和团运动这段时间里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而对于清末至民国初年传教士的活动则较少论及，这是传教士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方面。 清末民初，或者说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有什么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特点？无疑是传教士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以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及其创办的“尚贤堂”为例，试图剖析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中，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期推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一 李佳白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7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一个牧师家庭，其父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佳白青少年时代曾学习儒家经典。1882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便自愿要求到中国传教，受美国北长老会差派来华，于当年秋季抵达山东，在烟台、济南从事传教活动。在山东的最初几年，他采用宣讲福音的方式向民众布道，但收效甚微。 与其他传教士一样，宣传基督教教义、传播基督福音、使中国基督教化是李佳白来华的主要目的。然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遇到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当李佳白以传教士的身份踏上中国国土时，正是中国社会抵制传教活动、教案频频发生的时期。李佳白在山东亲身经历的一次教案促使他调整传教方法，将传教对象转向中国的上层社会。 1887年8月，李佳白在济南为教会购置一块地产，但遭到士绅的阻挠，11月28日，李佳白试图强占民房，结果与民众发生冲突。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干涉之下，最终地方官府以济南城外一块更大的地产拨给教会作为补偿。在这次纠纷中，山东道台告诉他，官府可以弹压民众，但不能弹压士绅，这引起李佳白对士绅阶层的高度重视。他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势力，而且大多数官僚出自士绅阶层，只有争取他们的支持，传教事业才可以畅行无阻；在某种程度上士绅阶层是儒家学说的化身，传教士与士绅阶层的严重对立，将影响传教事业的发展；要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教士有必要吸收儒家教义，使传教活动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因此，李佳白在孔子的故乡，“着华服用发辫，一如华人仪式也”，[1] 同时，“一手握圣经，一手持四书，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2] 这样做是为了结交华人朋友，以消除中国人的反教和仇外心理。 1892年李佳白回美国休假，期间向长老会提出在中国上层社会中传教的设想，因未获长老会的批准，遂于1894年6月与差会脱离关系成为独立传教士。离开美国之前，李佳白宣布成立一个“上等社会传道会”(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正如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ary)评价李佳白：“一旦认定是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一直向前。”[3] (p81)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返回中国。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维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李佳白“既抵上海，星驰入都”。他来北京目的，是要劝中国变法图强。经总税务司赫德介绍，他结识了李鸿章、翁同和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后来又认识了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在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指陈时政，名闻当道”，[4] (p58)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注：林乐知(1836～1907)，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1868年在上海创办和主编《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直到1907年在上海去世。又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编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册》等书。）、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注：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1887年在山东、山西传教，1892年任同文书会(1894年始称广学会)总干事，与维新派来往密切。编著有《新学汇编》、《时事新论》、《西铎》等书。）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山东传教的经历使李佳白对中国士绅左右民意的权能有切身的体会，他感到，有必要设立一个针对中国上等阶层的传教机构。所谓上等阶层包括朝廷大臣、地方官员和士绅。他设想，“苟使吾人得开通一上等人之智识，而使之行吾所见，其功效迥非他种行为所得”。[5] 他希望首先影响上等阶层，进而影响中国社会。鉴于民教冲突的情况，李佳白认为通过建立一个机构，经常与各省官僚士绅联络，“俾与西国通达时务、才德兼优之教士互相交契，日久情亲，共保民教相安，两无龃龉”。1894年，尚贤堂初创于北京，堂址设在城西，名为“中外友谊会”，旨在通过“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6] “使外人乐于与华人合作，挽救中国”[7]。李佳白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许可。（注：李佳白申请设立尚贤堂时，李鸿章曾建议李佳白辅助建立大学堂，因大学堂之议无效，作为交换，李佳白设立尚贤堂的要求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参见“尚贤堂总理美博士李佳白演说词”，《尚贤堂纪事》第5期第12册。）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总税务司赫德以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扶助下，1897年2月，经清政府批准，“尚贤堂”在北京正式成立。“尚贤堂”之名出自《周易》，李佳白解释道：“《周易》有之：祐者，助也。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兹堂之设，既协于天理人情，又本乎履信思顺。”既体现崇尚圣贤、劝善从德之意，也是为了赢取中国人的信任。它的英文名称是“中国国际学会”(The Int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主要是强调中外友好之意。李佳白自任尚贤堂总理，依照尚贤堂章程，由数名中外人士主持日常工作，其入选条件是：“华士必谙西语，长于新学，西士必在华数年，熟悉民情，方充其选。”[6] 当时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员和士大夫被邀请成为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