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有声望”[1] (p.5)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着力重建传统文化，俞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揄扬。他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遍注“群经”、“诸子”，对传统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并归纳出古文“文例”88例，为后学者从事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他潜心经史教育，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及其他重要书院达30多年，门生弟子数以千计，其中章太炎、黄以周、张佩伦、缪荃荪、吴昌硕、崔适、朱一新、戴望、吴大澂、谭献、宋恕等均在近代学术界享有盛誉。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对于传承以经学为核心的“国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对晚清学术乃至日、韩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俞樾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1972年台湾出版的《俞曲园学记》(曾昭旭著)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著作，它对俞樾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评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俞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局限于文学、方志学、考据学、中医文献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与经学思想有关的研究成果尚不丰富（注：近年来，俞樾在传统学术传承方面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台湾学者、《汉学研究》主编周昌龙先生2003年制定了研究专题《清末民初儒学的内在转化——以俞樾、章太炎、钱玄同学脉为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华人学者麦哲维的博士论题为《俞樾、陈澧、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浙江台州师院一位学者已初步完成《俞樾的学术传承》一书。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正式学术成果。近年笔者对俞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发表论文有：“俞樾在日本韩国的影响及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齐鲁学刊》2004年3期；“俞樾公羊思想发微”，《清史研究》2004年3期；“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6期；“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1期。）。本文拟在笔者前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对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初步探讨。 一、被动顺应时代潮流，以淡漠态度对待西学 俞樾作为经学大师，其思想观念较为保守。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道德，认为施行仁政和强化道德教化乃是“自强之上策”[2] (卷六，p.12)，指出“孝悌忠信即是兵法”。教化“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3] (《续五九枝谭》，p.1)。但另一方面，俞樾又吸收了《公羊春秋》的“改制”思想、《周易》的“穷变通久”思想和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并且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有所认识，不仅肯定秦始皇变法等历史上的革新之举，而且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亦持理解态度。然而，他对于“变”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说：“变也者，圣人之所不得已也。其已定之爻，无所用吾变也；未定之爻，而有可通，则亦不必用吾变也。穷而无所通，乃不得已而变以求通，此圣人所上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下以左右民也。”[4] (《易穷通变化论》，p.3)俞樾既站在维护传统道德的根本立场之上，又以“变”为圣人不得已之举，因此他对于现实社会变革必然缺乏主动精神，总是被动地随着时代潮流而一点一点地“变通”。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晚清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此对举办“洋务”、“新政”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但他同时又敏感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 (卷六.p.20)，深知“洋务”、“新政”的开展，必将冲击乃至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内心对“洋务”及其西学又有抵触情绪。在他看来，“乌喙蝮蝎”之属，虽可以治“瘤疠痈疽”之毒，为医者“所不废”，但毕竟是有毒之物。有见于此，他对“洋务”、“新政”虽在总体上加以理解支持，对他人乃至自己子弟学习西学亦不反对，甚至还在遗言中表示，子孙“苟有能通声、光、电、化之学者，亦佳子弟也”[6] (p.99)，然而他自己却“隐居放言，谨守包咸不言世务之义”，强调自己“于一切洋务、陆军、海军，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7] (卷八，p.4)。 从这种现实政治态度出发，俞樾虽身处西学东渐、中西交流日甚一日的时代，却对西学从来不去主动吸取。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西学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只要“经史并通，即於体用兼备”，因而反对有些书院在常课之外别设一课，“专考经济有用之学”的做法[8] (卷三，pp.5～6)。由于对西学采取这种态度，因而终其一生，俞樾的西学知识可以说是极为贫乏。在他的著作中，除介绍过熊拔三的《西洋水法》和合信所著《博物新编》外，于西学仅有几处零星涉及。正因为他对西学茫无所知，所以直到1897年还坚持认为，如果精练20万藤牌军，持藤牌护身，佐以飞叉，则“破外夷之火器，有余裕矣！”[9] (卷二，PP.19～20)对西学之盲昧竟至于此！19世纪90年代初他还声称：“余惟农桑者，天下之本务，不可以末务参之。古人于此二事，至纤至细，事有一定之程，器有一定之制，而便宜苟且一切之谋，皆所不用。”[10] (p.7)他在《王梦薇本务述闻序》中亦有此说，且对“农事、织事皆欲以机器行之”颇不以为然，并为先民朴茂之美意渐失感到惋惜[5] (卷六.，p.20)。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俞樾对引进机器和西学的洋务运动持反对态度。在强调清吏治、严军政、端士习、苏民困为自强要策的同时，俞樾亦充分肯定彭玉麟提出的设海军、购枪炮、练新军的建议，认为这是“深识远虑”[7] (卷一，p.9)；他还肯定浙江巡抚廖寿丰开茧纱厂、设蚕桑馆、颁焙茶新法诸举措，认为这些虽“从时尚，无诡经常”[9] (卷六，p.22)。细读俞樾的著作，诸如此类前后矛盾之说尚有不少。这与他对现实政治的矛盾态度密切相关，其为文势必随话语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前后失倨也属正常。 还需指出的是，俞樾对于学习西学的成效亦持怀疑态度。他从维护传统道德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西学的“消极”影响保持高度警惕。尽管认识到学习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但他反复强调“学于人者制于人”，因此要想克敌制胜，还必须在学习对方的同时另辟蹊径。具体而言，他认为西人利在火器等刚性的一面，中国在学习那些刚性事物的同时，还必须从柔性的一面发展自己，才能最终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他认为能克刚的事物，除道德教化外，无非是“水器”、“藤牌”之类。 总之，与冯桂芬、郭嵩涛等同时代思想家相比，俞樾的西学知识是相当贫乏的，政治态度则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若与晚他一辈，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相比，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