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作 者:

作者简介: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030)

原文出处: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研究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关系。在广州采取传统鼠疫应对方式的同时,香港与上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促进了两大城市以及中国海港城市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媒体有关政府角色的讨论,已经意含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否定。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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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关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具体情况,前人已有许多调查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由广东鼠疫防治机构主持的医学人类学调查已经揭示出近代鼠疫在广东各地的流行情况,其中包括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注: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广东省鼠疫流行史》,载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1980年,第1455-1680页。)鼠疫专家冼维逊广泛征引文献资料及口碑资料,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疫情进行详细的描绘,并对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饭岛涉依据洗维逊的研究,将广东地区的鼠疫流行置于近代中国鼠疫流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注:饭岛涉:近代东ァジァにおけゐぺストの流行について,史潮,新29号,1991年,第26-29页。)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专辟一章,讨论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鉴于有关疫情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所以,她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有关广州城市赈济、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当局的医疗卫生政策方面。(注: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19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1-149, 139-140, 144.)赖文、李永宸对于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的细节仍有兴趣,他们根据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就此问题加以专门的探讨。(注: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李玉尚则从民间百姓、中医医生与政府官员三者应对鼠疫的措施入手,探讨中国近代鼠疫的应对机制:1894年的广州鼠疫流行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注:李玉尚:《中国近代的鼠疫应对机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迄今为止,就1894年广东省鼠疫流行的过程而言,并不存在研究的盲点,已有的成果足以为我们描绘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上述诸位学者所引用的资料中,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申报》不但有广州鼠疫疫情的详细报道,而且对香港的疫情也有大量的连续的报导。不仅如此,由于香港—上海之间贸易的频繁和联系的紧密,使得岭南的疫情有可能通过商船向上海传播。这样一来,1894年广东的鼠疫流行不仅局限于广东,事实上也构成对上海的威胁。以香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至少还包括厦门、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鼠疫流行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个跨越地域社会的巨大的国际化的商业网络。正是由于这一点,《申报》对于两地疫情的报道,经历了从一个遥远的旁观者到一个当事人的角色的转变,其间的态度及立场的变化颇耐人寻味。这一变化过程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关鼠疫流行过程中三地关系的清晰图景,而且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种种细节与曲折。

      对于研究者而言,《申报》的相关报道还提供了一个有关1894年鼠疫流行事件的新的观察角度,即历史事件记载方式的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依照这一观察角度,本文不仅可以讨论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可以讨论历史是如何被记载下来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被记载下来的问题。站在事件记述者的立场重温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反而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历史真实,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及更富弹性的思考。兹根据1894年《申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论述如下。(注: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也有相关报道,但零碎不成系统,兹不讨论。)

      一、旁观者:纪实与猎奇

      根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1890年2月广州市流行鼠疫,以后每年2月~5月发生小流行。1894年广州城的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最早的记载出自奈尔斯(Mary Niles)1894年的一篇报道。是年1月16日,奈尔斯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他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度,脉膊160次,并有瘀斑疹。文章中特别提到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

      威尔士(J.F.Wales)称鼠疫流行的消息见于3月1日的当地报纸,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同年上海《申报》登载的消息要晚许多,4月15日《申报》开始出现第一条报道:

      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落,无有蔑有,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恐致传染,咸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见疫症之盛矣。(第46:645页)

      这则消息虽然提及城厢,却不以城厢为主要报道对象。某乡死人之多,情景悲惨,成为作者主要报道的内容。4月24日及以后的疫情消息完全转入广州城中。报道称:

      广东自本月初一日起,大雨滂沱,雷电交作,气候稍寒,方谓疾疫可以消除矣。讵料近日传染更多,死亡尤甚。城西洗基地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迨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长逝。其弟业已分居,是日闻兄作古,来办丧事,入门未久,亦染病暴亡。吁,惨哉。(第46: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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