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妇女与传统妇女相比，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追求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得到当时许多正直人士和后人高度赞扬，最典型的意见是：“那时候，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妇女，正呻吟在封建礼教重重束缚之下，她们被关在家庭里面，终日伏处深闺，造成一种卑怯的畏缩的心理，正眼也不敢瞧一瞧男子。而在太平天国的妇女则大大不同，她们是解放后的中国新妇女。她们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她们有男子一样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所以她们得毫无拘束地自由自在地驰骋在那通衢大道上，即对罕见的外国军人也满不在乎。太平天国新妇女的表现，正标志着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就。”[1] (P339)长期以来，妇女自由被看作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一大措施。虽然有些专家学者对诸如婚姻自由等问题提出过一些异议，但总的说来，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讨论，也没有对妇女自由问题作过系统论述。本文试从民俗之角度对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作一专门论述。 一 (一)广大妇女具有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 几千年来，在封建“三纲五常”礼教束缚下，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女子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和广西妇女的劳动习俗以及妇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广大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运输工作。劳动范围广、种类多、规模大、劳动强度重，“一切劳动苦工似乎都由她们承担”。[2] (P813)根据众多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统计，太平天国妇女担负的生产劳动和后勤工作主要有：“开挖壕沟”、“送竹签子”、“割麦”、“割稻”、“抬砖挖沟”、“背米盐”、“负米舂稻”、“获稻负盐”、“担水”、“肩米负煤”、“掩埋死尸”、“捉草以饲马”、“搬移物体”、“抬水挖泥”、“斫柴”、“搓麻绳”等等。（注：对于太平天国广大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情况，史料记载众多。主要参阅：谢介鹤《金陵癸甲记事略》；汪士铎《乙丙日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张德坚《贼情汇纂》；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冯氏《花溪日记》等。）很显然，广大妇女充当了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骨干力量。不仅表现了妇女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高尚美德，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广大妇女已经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封建社会妇女深居闺阁、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相比，已具有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劳动生产单一模式。 (二)积极追求自由，广泛参加多种社交活动，开始走出单一的家庭交往模式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为了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防微杜渐，女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不能参与公开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家庭中也不能参与男子接待客人的活动。而太平天国的妇女却可以自由交际。[3] (P185-186)除前面所谈到的妇女大量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外，在社会和家庭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也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4] (P66)太平天国恢复家庭生活后，更进一步允许男女之间自由交往。太平军每到一处，就有许多女子就前往军营一睹太平军的风彩。1856年，元勋殿左二十一检点赖裕新发布的“安民晓谕”中一再强调：“尔民间妇女，恐未必尽识道理(男女之别)，必须潜居各慎闺阃，不得游荡前来，以致有乖天情”，[5] (P120)妇女们对异性的大方坦然可见一斑。在苏州，令封建文人感到“更怪者”是妇女“见长毛则仍巧妆艳饰，立于门首而不知避”。[4] (P27)在绍兴，更令封建文人感到“妇人之居心行事，有出乎情理外者，可畏可笑”的是朋友之妻居然带着太平天国战士到他家来招他到太平天国中去做事。[6] (P798)在常熟，“男女淆乱，不忌内外”。[7] (P837)特别是在与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更表现得落落大方，令外国人常常惊叹不已。据缪维廉先生记述，他在传道过程中，遇到一群妇女在路上行走，“不少妇女停下来听我们讲道，她们的举止总是极有礼貌。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他认为这“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8] (P385)1861年英国军官吴士礼在谈到对天京访问的最大感想时说：“这里(南京)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1] (P339)另一个外国人在他的《通讯》中写道：“在丹阳见有妇女骑马，一如男子驰骋路上，乃以为给妇女以自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大的特色之一。”[9] 而呤唎一次经历则使他对中国妇女的社交自由更为赞叹。有一次，太平天国直王在武汉设宴款待呤唎，“酒过数巡，直王夫人携子女前来入席(按照欧洲人习惯，这时正是妇女儿童退席的时候)，她们的出席使我大为诧异，因为这跟中国妇女深居闺中的风俗是恰恰相反的”，“直王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家中其他妇女，全都参加谈话，毫无拘束，这是我在中国人中间从所未见的”。[3] (P185-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