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上海大学和美国林肯艺术中心电影协会、纽约城市大学斯塔滕岛学院共同主办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影片展映和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0日至26日在美国纽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电影导演和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关于中国电影的学术讨论会。这次活动是通过诸多相关的庆贺主题寻迹中国电影历史的一场盛会。这次回顾展的主要特色是：在林肯中心的分组讨论；在亚洲协会进行项目讨论及会面；通过电视播放电影及展开关于美国市立大学／电视的讨论。这次百周年的盛会给与会者们一次难得的学术交流与观看各种类型的中国电影——其中许多电影从未在美国公映过——的机会，与此同时还可同许多出色的中国电影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这是2005年在海外举行的最大一次纪念中国电影100年的电影回顾展和学术讨论会。此次中国电影的交流展映活动共放映32部中国影片。其中许多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十字街头》、《神女》、《阮玲玉》、《乌鸦与麻雀》还有《芙蓉镇》、《德拉姆》等影片。10月20日林肯艺术中心以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中国电影《神女》，拉开了“中国电影100年”系列影展的序幕。美方专门请来了乐队，为这部无声电影的经典配上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使现场观众在新世纪中美文化语境中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电影艺术享受。中国著名导演、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谢晋在开幕式上热情致词。他回顾了中美两国在电影领域的交流历史和自己少年时代的观影经历，对中国电影能够在百年诞辰之际在海外展映和学术研讨，深感意义重大。纽约城市大学斯塔滕岛学院院长在学术讨论会的致词中指出：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年的历史时刻，中美两国学者济济一堂，回顾中国电影，意义特别重要。该学院是在20世纪70年代设立中国电影专业的院校之一，也是与中国院校建立学术交流的美国院校之一。为了推进中国电影研究，学校特意把2005年秋季指定为“中国学期”。 中国电影的历史轨迹：多向性追溯 基于主办方确定的“从东方到未来——中国电影100年”的会议主旨，所以，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讨论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第一主题。《当代电影》主编张建勇首先提到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新发现。在传统电影历史著作中，最早在中国放映电影的是外国人。但是，在2005年8月，朱天玮证明，第一次在中国放映电影的是中国人。当时上海“又一村”的徐园的主人，是一位昆曲爱好者。1896年6月，他买进法国的放映机，1896年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放映电影。票价300个铜板，是北京电影票价的10倍。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丁亚平提出，根据中国电影史的客观事实，已经不适合再把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电影用“左翼电影”来命名。而应当用“新电影运动”、或“进步电影”将其取而代之。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破在中国电影史学界长期以来沿用的以简单的政治立场设定的左右、黑白这样二元对立的史学模式。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新的历史维度。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胡克回顾中国电影理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过去对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的区别，过多的是讨论其意识形态背景而忽略其学术内容。 如果历史学是一种对过去无休止的追溯和重写，此次会议更加突出了这个历史学的风格。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拉霍亚的圣迭戈）的历史及中文研究教授保罗·G.毕克伟在其提交的论文《〈春江遗恨〉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生产》中指出，“华影”与日本合作的《春江遗恨》（1944）和《万紫千红》等影片，是在上海沦陷时期拍摄的。他认为，中国电影界对沦陷时期电影的态度讳莫如深，将这些影片排斥在“中国电影”之外是不客观的。他详尽介绍了《春江遗恨》的故事内容：即中日亲善，共同反英抗美，并穿插中日青年的爱情故事。他在文中还介绍了该片的几位主创人员及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强调片中体现的反英美帝国主义、反清朝的腐败等思想都是符合中国的宣传策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认为该片的主创人员都是中国人，不应该将这样的影片排斥在“中国电影”之外。但作者并未论及，1944年日本正大举侵略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该片对日本侵略事实只字不提，却强调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英美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反而成了中国的友邦。内地电影学者就此明确提出反驳，这些影片直接贯彻所谓“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张目。宣传中日亲善实际上是个虚伪的幌子，粉饰侵略才是这些影片的实质。 美国亚洲电影研究会的约翰·A.兰特和徐英共同撰写的论文《中国美术片：从实验到数字化》，探讨了中国美术片85年的历史。作者的研究建立在采访众多过去及当代重要美术片创作者并观摩大量美术片作品以及考证历史材料的基础之上。提出万氏兄弟在20 年代初完成他们的第一批美术片作品，随后开创了中国美术电影史中的一系列先例，这完全是通过实验的手法进行的。与此相类似，在1950年至1988年这个中国美术片的全盛时期，上海美术片实验室亦是通过实验而兴旺，获得国际承认并树立了美学与技术质量的较高标准。上世纪90年代至今， 中国美术片已进入国际市场和数字化世界。中国美术片不但在技术方面，而且在故事内容、表现风格、经营方式和目标观众等范畴都有所变化。 中国电影百周年纪念不仅仅是纪念过去，而且也在反思记忆本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系副教授罗伯特·郗的《阮玲玉逝后》再次研究阮玲玉这个人物，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性别研究和大众传媒消费社会。关于电影《阮玲玉》的研究和评论集中在香港的身份认同、电影语言、电影形象、性别与性以及明星的地位等问题。问题是，我们通常只关心其中的某个问题，评论家很少将它们的关系理论化。看出历史研究不同部分的联系是一种能力，作者称之为“记忆”（memory），如30年代的上海和90年代的香港。“公共性”（publicness）也依赖于不同的文本、类型、形式和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记忆”与“公共性”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