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一向重视艺术的形式语言，也懂得形式语言与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他对中国画形式语言的改良，重在革新造型方式，提高写实能力，而对形式风格与趣味，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和介意。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人物画和动物花鸟画方面，而不用心于甚至回避了“无常形而有常理”（苏轼语）的山水画的改良。人物画、动物画当然也有格调趣味问题，但形神即造型问题要比山水画更为重要。相对而言，在动物花鸟画中，徐氏的笔墨相对丰富而有表现力，也要比他的人物画活泼松弛得多，这可以在他对马、狮、鹰、柏、柳的描绘中看得很清楚。 总的说，徐悲鸿不像传统画家那样重视笔墨的独立意趣，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笔墨形式在作品中的独立审美功能。这不是徐悲鸿一个人的追求，而是一个时代性的倾向：凡是较多地借鉴西画以求中国画创新的画家，包括岭南派诸家、林风眠、陶冷月以及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几代人的革新探索，都带有这种倾向。这并非出于哪个人的意志，而是源于中国画与西画不同的审美传统与形式语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