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课题应介于艺术社会学范畴，然而我既无意按照“艺术社会学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霍克海默语）这样的宏大定义来切入讨论，也不想囿于“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让·玛利亚·纪尧语）。我试图在近年来较多思考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的基础上，①把社会运动、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问题作为评析当代艺术的视点，通过重温和反思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当代生活语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构性的艺术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国内关于艺术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尚未读到过呈现出类似的视点和思维路径的文献，因此申明其为笔者研究所得，并祈请读者不吝指教。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二、使艺术与美学的斗争成为政治实践的力量 我们先来看作为学者与思想斗士的爱德华·萨义德与访问者的一段对话： 米切尔：不过，我在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假如政治就是政治，或者说是一种仅仅用于生产权力的技艺，那么，为了使政治成为真正的政治，政治在何种程度上用得着你说的那种审美情感和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