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卫艺术的核心思想与当代艺术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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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世界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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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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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想到西方艺术、意大利艺术的时候,立刻想起的一个名字就是“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这段时期,出现了一些天才,代表人物就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成就。我们还记住了早期文艺复兴时代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他在平面上创造了第三空间,把平面和自然联系起来,那就是乔托。而文艺复兴三杰,则进一步将透视法推向顶峰,在平面上——这个平面可以是画布,可以是纸,或者是墙面——完美地创造出第三空间。

      返观东方艺术,在当时时代,则始终是用平面的方式再现自然。

      文艺复兴的透视法,实际上是在古希腊几何法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借助透视法,利用对称、比例这些方式来表达一个观念,那就是“理性”。人开始用理性来思考世界,用理性来表现世界,和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在绘画方面创造出深度空间。这个时代的人们怎么看待世界呢?他对世界有一种幸福、理性和希望成为世界主人的看法,人开始希望控制世界。

      这个时候,达·芬奇画了《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绘制了西斯廷教堂壁画,拉斐尔用绘画为教皇装饰了教廷。这 3位艺术家在全欧洲为意大利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盛期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出现了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科学的和文化的危机。这时就到了16世纪,我们看到,各方面都出现了精神上的困境。这就出现了一种需要,跟随这一需要,诞生了一场艺术运动——“样式主义”。

      这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使得欧洲人感到欧洲是一个很小的世界,各国的侵略者也轮番地占领罗马;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提出了伟大的观点:政治诞生于野心,而非道德;哥白尼又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这些伟大的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人类、对宇宙的看法。

      在“样式主义”时代,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已没有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文化巨人的想法。过去,艺术被认为是对自然的模仿,现在,人们则认为艺术应是对人思想的表达,对内心的表达。这时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再也没有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们的自信,人处于社会和世界中心的这种想法已经丧失了,这就需要一种新的观念来代替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念。

      在文艺复兴时代和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家总是希望不断地试验,不断地试验新方法,这就是西方艺术的试验精神。到了“样式主义”时代,由于自信精神的丧失,艺术家们不愿再去试验,社会的压力也不让他们去试验,他们开始回顾过去的艺术语言,他们用“样式主义”——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方式作画,其中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他们在文艺复兴的艺术园地里拿到了什么呢?文艺复兴根本性的东西就是透视法,是用透视法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他们在获取这些艺术语言时,是什么态度呢?不再是发明创造,而是“引用”,“引用”是他们最根本的艺术手法。他们模仿文艺复兴的艺术语言,不是与文艺复兴时的艺术语言保持一模一样,而是加以改变:透视法不对称了,而且要变形;比例也要拉长或缩短;色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夸张,色彩是内心的色彩,不是对自然的表现,是内心的、情绪的色彩——艺术变成一种技艺的艺术,是用文艺复兴时的技艺来作画,这种技艺是不忠实的,是反叛性的,这种反叛性的技艺,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情绪,来处理对艺术语言的选择,根本上来说,是对文艺复兴真正的叛逆。

      在“样式主义”时代,不同教派间有激烈的冲突,当时的教皇与各国之间也冲突不断,有很多暴力屠杀,处于“样式主义”时代的人,感觉到的只有焦虑,人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我在1970年代,就转借了“样式主义”这一概念,来说明70年代末产生的我所说的“超前卫”运动。

      1970年代,整个西方也处于一个和“样式主义”时代相类似的时代,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危机、经济的危机。那个时代人们也感觉到极端的不安和动荡,他们也因此失去了试验新艺术样式的愿望。

      前卫艺术一直都是受到意识形态指引的。像20世纪早期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达达主义,都受马克思主义和左派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的影响,那就是“进步”的观念,他们不断试验新的语言,愿望就是改造世界,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也就是说,所有哲学不在于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观念艺术。观念艺术完全反对艺术的商品化,它彻底去掉了艺术的物质化,到了这个极端之后,艺术就不知道往何处去了。当时苏联的权威在世界上受到巨大打击,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模式在全世界显示出一种危机的形态。

      当时的艺术家,确实对未来没有希望,对经济没有希望,对政治、对意识形态也没有希望。1973年,爆发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激战之后产油国提高油价,整个西方,包括日本,经济陷于一片混乱。这使得艺术家对经济,而且对所谓科技与生产力的不断创新非常迷茫、非常痛苦、非常失望,这时,艺术家对“创新”这个观念已经不抱希望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写下了《叛逆的思想》。当时我觉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样式主义”时代非常相似:当时,摄影进入了美术史,Video艺术也堂而皇之地进入创作领域,还有观念艺术。我们还能发明什么呢?这种背景下的艺术家,所希望的只是“引用”,而不是发明。这是我对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整个世界艺术形势的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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