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6 ）01—0071—04 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撰写往往按照王朝的兴亡作为分期的标准，并对各种艺术现象做分门别类的研究。在近代科学考古学为艺术史研究提供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实物资料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历代公私收藏的书画艺术品以及这些作品的作者。而随着中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丰富多样，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正逐渐改变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现状，田野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资料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田野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资料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内容 在西方考古学史上有“考古学之父”美誉的德国学者温克尔曼，运用实物资料，写出了著名的《古代艺术史》，书中强调了考古发掘资料对编写艺术发展史的重要性：“一部合理的艺术史的目的应该重新回到艺术的起源，跟随着艺术的发展和变化到达艺术的完美阶段并且记录其衰落直至它们的消亡。一部按照这些原则构想出来的艺术史应该使人们知道各个民族、时期和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和多样特性，艺术史应该尽可能地通过研究留存给我们的古代文化遗迹建立起基本的艺术史实。”[1]102 在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中国学者对古代艺术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形而上的方面，表现在艺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和“成教化、助人伦”，忽视艺术的审美功能；在艺术活动的境界方面，是重“道”不重“物”，把艺术品视为艺术家表现人生境界、体现人格修养的手段，因此，艺术活动所关心的必然不是艺术作品本身，而是创造作品的行为过程的体验；在艺术创作和艺术评价上，重“意”不重“形”，讲求气韵和传神，通过“写意”来“参赞造化”，以至于造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形式中对诗歌、绘画、书法艺术的情有独钟，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文人创作的书法、绘画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内容，相反，那些具有优良的艺术传统，创作理念与广大民众生活密切攸关的千千万万的寺庙壁画家、民间年画家、工艺家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见记载[2]。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美学和艺术学体系，但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中，却有许多关于美的论述。同样，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文人士大夫虽然对各门具体的艺术有相当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由于缺乏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综合性研究的传统，也仅仅局限在如诗论、画论、文论、乐论等文学、书画、音乐等方面，而对造型艺术中的雕塑、建筑和传统工艺美术却很少涉足。刘开渠先生以中国古代雕塑为例，对这些现象作了形象的分析：“敦煌石窟的塑像，龙门的雕刻，都震惊过世界。然而雕刻不像书画那样为以后历代所重视，在各个时期写的美术史上，谈到雕刻艺术的不多，几乎没有。把雕塑当作宗教迷信的工具或雕虫小技，把雕塑品也只是当作供养人、陪葬俑或墓道上翁仲等看，它们的作者也被称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造像人’——民间艺人。宋代帝王开办的画院，就排除了雕塑。这种只重视书画的传统，一直沿袭至近代”[3]258。 造成社会价值取向“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主要由于自隋唐时期开始，封建王朝实行“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文人不但会说、会写、会画，而且拥有官职，随着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其绘画、书法艺术品自然受到普遍推崇，有关书画艺术品研究和著录的文献记载也最多。虽然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和考据之风在北宋时期就颇为盛行，青铜器等工艺美术品因与古代文明有直接关系，又刻录铭文，因而受到殊遇，成为历代金石学家的研究对象，但其研究目的只是为了“证经补史”。那些与古代人类生活最为贴近的陶瓷工艺美术品、雕塑艺术品等，因为制作者的社会地位低下，却鲜有人问津。 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古代艺术史研究的面貌。考古学为研究人类从动物界的分离和演化、工具的创造和使用、艺术的萌芽和发展、宗教的起源和传播、文明社会的形成和更替等诸多方面，为重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政治和经济制度、艺术和宗教等意识形态观念，提供了越来越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为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做出了巨大贡献。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大墓和祭坛、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这些深藏地下被岁月埋没的文物遗址和遗迹，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而再见天日，吸引了众多艺术史家、历史学家的目光。他们运用考古学家写就的科学的发掘报告，拓展了自身的研究领域。曾任新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文学史和古代艺术史学者。他的《伟大的艺术传统》是以通俗的文笔介绍中华民族古代艺术知识的长篇文章，1951年3月起在《文艺报》上连载。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资料，与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相结合，按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分别论述各时代主要的艺术特色和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可惜由于公务繁忙，他仅写到了两汉时期[4]81—117。 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绝大多数是质地坚硬、不易腐朽的玉、石、陶、瓷、金、银、铜器，多以壁画、雕塑、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出现，而那些竹木牙雕、丝帛、纸张、漆器等由于留存的数量少，弥足珍贵。虽然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是零散的、片面的、不确定的，“个人行为、口头文化和信仰系统的广大领域很不完整或完全没有体现在考古遗物之中”[5]60，但是， 它们却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内容，如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穿孔石珠、兽牙、海蚶壳等人体装饰品，说明在距今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已经有了审美的要求，为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宗白华先生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品、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但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6]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