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02；K8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6）02—0123—04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研究文化的第一步，应当是把文化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并给这些部分分类”[1]。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也阐述了分类对研究的意义。他指出：“知识的每一分支，在成为严肃而周密的研究对象之前，对它进行分类是必要的。曾几何时，漫无目的的事实搜集和草率创立的理论就构成地质学和植物学。只有当这种逸事趣闻性的研究阶段让位于系统性分类，它们才走向了真正进步的和方法彻底的研究。……研究地方性和民族性传统的学者，需要内容丰富的分类来激励自己拓宽视野，但从事世界性、比较性研究的学者甚至更需要它，以便在无目的的游击中稳住阵脚。要没有分类学者和编目学者的帮助，他是不可能研究得更广泛的”[2]。 “科学分类在实际中的主要用途是列举和归类”[2]6。中国作为世界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近8000年的农耕文明延绵不断，积淀了丰富深厚的多民族、多样性的民间美术传统。但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及文化领域内对本土民间美术的田野调查及搜集、整理、 研究工作一直十分薄弱和缺乏系统性。而关于中国民间美术的分类研究以及在科学、整体、深入细致的田野普查基础上梳理出来的分类编目和主题性的分类索引，这些最基础的学术建设几乎还是一个空白。21世纪初叶，世界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中新增补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中①，把涵盖着民间美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到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层面和世界不同国家主体的文化日程上来。中国作为首批加入世界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迅速在国家机制中启动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项目的工作。对于处在农耕文明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传统，如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下可持续地传承和得以有效的保护，这就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有古老农耕文化深远的历史背景，非物质文化包罗万象、种类繁多、文化内涵深厚而又复杂多样，如何更好地认知、传承和保护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人类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格局背景中去发现中国非物质文化潜在的独特文化价值，就需要首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最基本的分类，也需要对不同非物质文化类型本身做出最基本的分类。“归类”绝不仅仅是从发生学角度及历史沿革中去分辨、归纳、梳理出某一文化艺术类型的基本形态结构、文化功能和语言特征，寻找出其最基本的存活、传承、演变的规律和文化信息系统。对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分类意义上的“归类”，也是对以口传思维和视觉图形叙事手段文化传承方式的认知过程。在中华文明的持久性因素中，以往我们过于注重以汉字为核心的精英化书写传统，而忽视了非文字的以人民为本的活态文化传统。忽视了数千年无数代劳动人民群体作为文化生产力的创造价值。非物质文化的分类学，其实就是对人民传承创造的活态文化传统的分类学，人的因素和人性化的研究价值观是非物质文化必不可缺的原则。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美术分类，不仅对民间美术研究和民间美术学科建设具有长远的学术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目前正在开展的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事业具有现实意义和基础性的建设意义。科学而又人性化的分类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科学、有序、健康实施的基本保障。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本土民间文化研究方面首先发起的是相关民俗学的研究。主要关注领域在民间文学、民间风俗等方面。民间美术虽然也经常被一些研究口传文化的民俗学者提及，也曾以“民间工艺”、“民俗物品”、“乡土艺术”等名分进入当时不同性质的展览和博览会，但真正意义的、以民间美术研究为主要领域的学者群体并没有形成，也缺乏有真正田野意义和系统深入研究的民间美术学术成果。那个时代的民俗学者意识到了民间美术对民俗研究的佐证价值，但由于民间美术自成体系的独特艺术叙事方式和复杂多类型的民间造型（造物）艺术研究所需的艺术专业知识背景，使许多以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神话学等以文字语言为主体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的学者未能深入涉猎民间美术研究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白话文革命，衔接了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书写叙事传统，也从语言叙事方面推动了文学向平民化、大众化的发展。但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其主流是以西方欧洲艺术传统为主导价值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领域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上，由于缺乏语言文学方面的“白话文革命”过程，在社会化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上，本土的艺术传统是没有太多实质位置的。但我们也可以从那时的文化艺术精英中寻找到他们个体对民间美术的关注和热情。如1931年从欧洲回来的徐悲鸿赴天津讲学时对“泥人张”等民间艺人曾拜访，并撰文称赞民间艺术可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作品相提并论[3]；1933年至1938年， 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的常任侠，安排学生对南京周边地区民间年画进行收集[3]11；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钟敬文在杭州筹办“民间图画展览会”[3]16；1930年至1946年间，在蔡元培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的许多学者开展了对中国多地区民间艺术、手工业传统方面的调查及实物收集以及举办主题性 的展览[3]26。接近20世纪中叶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使刚刚兴起的民间美术收集研究工作没能延续下来。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研究重又兴起后，民间美术仍然处在民间文化领域薄弱边缘的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