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当我们想到“政治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艺术家自己在作品中表达经常是批评或抗议的政治观点。这种情况在中国并非完全无人知晓，但是西方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相比则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观念更加适用于赞助人的地位和兴趣——广义上的“赞助人”可以理解为作品的接受者和使用者。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此处指的是对中国绘画的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改变目前总是落实在艺术家的个人处境，或者将作品仅仅看作是艺术家人格表现的那种研究方法。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类型的大部分绘画作品，它们在过去基本上都不是作为审美对象或个人感情的表现而创作出来的，相反，却有着更为具体的动机和作用。它们可能被当作礼品赠与他人，作为换取政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恩惠的回报，或期待着得到这些恩惠，或者作为贿赂物品而不必直接支付现金了，在某些特定场合，比如某个官员离家就任新的职位，它们可能会被悬挂厅堂或送与他人。 根据这样的作用和场合以及绘画作品的赞助人或接受者的地位，画家确定适合描绘的某些特定的主题。有些作品表现了当前的实际情况，比如宋代郑侠画的《流民图》(下文有讨论)，绘京城遭受饥荒之苦的灾民。但是其表现手法更多的是象征或暗示。出自历史或传说的人物和事件的图像，以“故实”而为人所知的题材，这些都被认为适合于反映当时的情况。这是暗示性的题材，这种手法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在继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几十年绘画中能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并不那么公开、明显，也不引人注目，但却被知识分子看作涉及当前的问题并经常以间接的方式作出评价。 要对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进行分类，我们可以从几项大的区分开始。绘画作品所面对的那些情况可能就是整个政府的情况，比如宫廷中的绘画作品，或受宫廷委托创作的作品，或者是在政府部门供职的文人官僚的作品。第一种类型的主题与整个政府相关，要么带有支持或使皇权统治合法化的正面讯息，要么带有批评或抗议的负面讯息。不管目的是什么，这些画作以多种多样的视觉修辞手段使观赏者形成某种观点：皇家宫廷的艺术通常是用来使观者相信统治者的德行及其统治的稳固和繁荣。而文人官僚创作或委托创作的绘画一般旨在使观者和他们自己相信他们高度发达的智慧，他们的德行，他们对于现世事功和物质利益的冷漠，以及通过这些相信他们忠于职守。在这样的时候，即他们认为帝国治理得非常糟糕或者受到统治者的不公正待遇，或统治者不听其言，他们的绘画才有可能成为抗议的艺术。但是这种抗议通常一定是极为细微、甚至是隐晦的。 有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两幅画都通过描绘开明统治的恩典来歌颂统治者，它们是流传至今的两幅精美的画作。细节描绘精微，技术方法多样，画家的技巧和极度费时费工的构思绘制，这些都是绘画作品的部分讯息，由此显示出一种统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培育并造就了宫廷艺术的这些品质。传为五代画家卫贤所作的一幅画，其年代也许是宋代早期。图中画的是一个面粉场，以水轮为动力，建在运河中的一道水闸上。关于这幅画，上海博物馆(收藏单位)的郑为有过讨论。他认为这是赞扬政府在政治动荡时期，对于工业技术和水力的资助，在此一时期这样的经济支持能够带来很大利益（注：郑为《闸口盘车图卷》(该手卷再现了运河水闸上的一处水车)，《文物》第二期(1966年)，第17-25页。）。另一幅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卷，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北宋晚期平安统治之下的开封都城；实则可能是南宋初期，北方都城已经弃与入侵的金人，金国某个宫廷画家出于思乡而绘成的。 另一个题材就是小商贩，宫廷画家有时画这种题材，宫廷圈子以外的画家很少画(宫廷风格的精良摹本则除外)。这种题材与描绘建筑的界画紧密相关。现存最好的例子就是南宋画家李嵩的作品，他也常作界画。另外，就是活跃在明朝画院的吕文英，也许还有(根据风格确定)供职元朝宫廷的王振鹏（注：弗利尔美术馆11.16e；见高居翰《中国册页画》(华盛顿，1961年)，第22页，该书附注中定为王振鹏所作。James Cahill,Chinese Album Leaves( Washington,D.C.,1961) ,22.）。有人认为这种主题是仁慈统治的另一个暗喻，其中的小商贩表现的就是皇帝自己，“乾坤一担”，将繁荣带给普通民众。（注：这个观点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杨新1983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班上提出的。杨新还要在即将举办的中国风俗画展览的目录中讨论这个问题及相关题材的意义。） 外国使者来到宫廷直接向中国皇帝纳贡或携带珍贵物品作为贡品，经常有宫廷画家把这些画入作品。在中外关系中，这些画用来维护中国的权威和声望。有两件现存作品，据传为初唐宫廷画家阎立本所作，那时中国完成了对亚洲大部地区的控制，这一巨大成就在这两件作品中都有称颂，其中之一画的是初唐皇帝太宗接待吐蕃使者。两者之间的相对尺寸——太宗端坐辇上，周围是媚态各异的侍女，在构图上被两把羽葆和华盖围住，而那位吐蕃使者孤单地站着，卑躬谦顺，前面是一大片空地——使这看上去更像是表现一种政治观念而不是记录一个历史事件（注：另外还有一幅职贡图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据传为阎立本作，画的是西域胡人纳贡。《故宫名画三百种》第一卷(台中，1959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