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矛盾的交织与对抗冲突。执守着不同追求的文化学者们依据自身的观念模式决定着他的文化选择。这些文化选择又直接导致了他们各自对中国画的不同认识。因为文化学者的影响力，文化选择下所表征出的中国画观念对20世纪中国画创作与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探讨20世纪中国文化特征与中国画观念的不同选择，对于我们从深层次思考中国画创作及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国，已经处于动荡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几千年的中国大门，中国在空间上进入了世界史，在时间上跨入了近代。中国一次次被打，一次次抗争，在面临着民族危亡的关头，有志之士们都在思索着保国、救国的良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运动，他们都有着文化的性质，但对中国社会的真正触动并不大，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运动并没有触动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触动到了社会文化心理，从而引起人们本质意义上的思考。 社会文化是一有机的系统，这一系统呈现出层次的结构特征。在社会文化结构层次中，最外层的是物质形态层，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器物”层面，它涵盖了人类以物质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一切数以千万计的与人的衣食住行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其次是典章制度层，它涵盖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则、体制和机构，是一种非物态文化。第三层是行为习俗层，它包括人的日常行为所蕴含的意义以及历时性社会的约定行为即习俗，它们显示的传统观念最为直接。第四层，也就是文化结构最深层、即心理活动层，它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广泛的观念系统及认知智能活动。[1] 我们再来对照地看这些运动。先是洋务运动，引进的是西方物质文化，意欲用器物来增强国力，以对抗欧洲列强。这次运动只触及文化的最外层，显然并不能真正带动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变。后来又有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实现政体革命，但它所解决的只是文化典章制度层面的问题，所以仍然不能解决中国本质问题。虽然这几次运动的主导目标都是明确的，且一次比一次深化，但最后都失败了。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它触及到文化的最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所以在中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2] (p37)因此，人们才最终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更是社会文化心理的落差。所以，20世纪我们的思想家们把改革的重点指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社会文化心理。 但是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变，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它既处在文化的最深层，也链接着文化结构中的各层面。在找到了参照对象，并有了对比之后不实现转化自然是封闭的表现。中国两千多年的变化是如此微乎其微，甚至长时段地循环往复或根本原地踏步，正说明了它缺少反思与转化的“资源”。[3] (p366)但有了参照，又不能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式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找到了“西方”这一积极有效的参比对象，但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历史学家庞朴分析说：“事后看起来，这个任务(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得并不好，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人差不多都犯了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或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或者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文化本位论，而未能客观地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2] (p40)这正说明由于我们急不可待的心态，从而犯了偏执一端的错误。正是这一心态使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总体特征未能超越三种指向上的偏颇，即西化派、国粹派与折衷派。 文化“西化派”坚持科学主义立场，同时又有泛化科学的作用，从而把科学推向了神圣的祭坛，使之成为一种“宗教”，以至于游离了科学的本质。“西化派”认为，中国的落后与衰败是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的散失，旧文化和旧的社会机制一样腐败无可救药，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成为历史。现代是西方的现代，是科学的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异地移植，中国只有全盘西化，全体变革，全面推进，才能实现社会的包括文化的现代化。这全然是“欧洲中心论”和“文化进化论”的立场，是“世界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思潮。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不仅在20世纪前30年十分猖獗，后来的“文革”与80年代的文化热，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西化派”思想的余绪，只不过“文革”的偏执，既对传统，又对西方。 文化“国粹派”，紧紧抱住中国几千年传统不放松，并标榜为“人文主义”，刻意怀旧，从而变得因循守旧。他们站在华夏本位主义立场，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体的新旧交替与延续。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内性有着一贯的恒定性，其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内在发展的逻辑，因而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既不需要外在的参照，更无须吸纳异族文化的因子。文化“国粹派”为平衡因西方列强的侵略而造成心理失衡，千方百计寻找“天朝大国”的神圣，于是以“中源西流”来贬低西方，从而抬高中国，其本质还是其狭隘的文化眼光在作祟。[4] 文化“国粹化”显然名义是在爱国，实际是社会文化发展及演变的绊脚石。这一思想余毒虽然并未能以“运动”的形式在20世纪后半期重演，但它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在社会发展中产生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