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0041-06 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拉拢”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这给同样需要“忠实听众”的高校德育教育带来了思考。尽管这两者分属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目标指归，但寓教于乐的原则是共通的。经过数十年的历程，大众传媒已拥有了庞大的受众群体，传播的资讯也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众传媒以其亲和的姿态、迷人的微笑“拉拢”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这对高校德育教育极富启迪意义。本文试图寻找到大众传媒吸引学生的源点，挖掘大众传媒与德育教育的共通之处，以为德育所用。 一、德育的低绩效性及其原因分析 据G.斯坦纳2002年对电视传播受众的调查，35岁以内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选择娱乐性节目的占62％，选择知识性节目的占38％[1]。不难发现，大众传媒深入人心之处非娱乐功能莫属。因为“娱乐”满足了人类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需要，而这一点恰恰是学校德育教育的盲区。 中国是文明之邦，道德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道”历来是教育的第一要务。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德育依然为首，依然被重视，但绩效却不断下降，而且难度越来越大。严峻的现实不断粉碎着教育者的期望，巨大的德育努力和甚微的德育绩效构成了德育的困惑。现时高校德育的低绩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负效益”的弥漫 传统意义上，在一个道德社会里，规范和美德可以给每个社会人带来益处，道德行为的获利会比非道德行为更大，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道德的向心力。但是处在变革转型期的社会，由于旧体制遭到破坏，新体制的和谐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构建，于是可能出现非道德的行为比道德的行为获利更多的局面，从而造成了优良的道德信念和道德传统在现实中不断受到负反馈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哲学上的“负效益”[2]。在“负效益”的灰色大幕下德育教育逐渐“失去魅力”。 “负效益”的弥漫冲击着德育教育，注定了当下德育的尴尬境地。受教育者在不断“发现”和“传送”这样的信息：德育正在走向脱离实际的空谈。这种现实中的义、利矛盾让受教育者感到迷惘和困惑，进而疏远甚至反感德育教育。尽管高等教育不断强化德育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说教式的强化远远不及生活中非道德言行的作用力、影响力来得直接和深广，空中楼阁式的“德育”最终只能蜕化为课程表上程式化的名词。 2.“主体性”的缺失 英国学者迪尔登认为德育的自主性是指：“独立作判断，批判地反思这些判断的倾向以及依据这些独立的、反思的判断将信念与行为整合的倾向。”[3] 现代德育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自主性德育是借助受教育者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探索，不断建构的自主、自觉的过程。时代呼唤着帮助受教育者形成道德思维、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的德育教育模式。 然而，在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体制中，德育因始终被视为“对人的意志与行为进行限制与防范的教育”而感到异常窘迫[4]。大学生在被定位为“被塑造”的“客体”时，德育的运行环境就已经抹杀了他们与“道德”这一最具人文关怀的命题进行对话的可能。他们被单方面看成社会规范的造物，德育仅仅是完成这一造物使命的工具。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某些外在的教化，比如教育者教条式地传递的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这些教化和道德哲学中倡导的“道德、精神、自我合为一体”的境界相悖谬。无疑，自主性德育成了水中之月。 3.“知识论”的偏执 当代中国从“知识无用论”的怪圈中走了出来，这确实是一次观念的拨乱反正。但是如果把“知识论”加之于“德育”，冠以“知性德育”的哲学帽子，就混淆了德育的内容结构与形式结构，割裂了认知与情感、知德与行德，进而割裂了德育与生活的血肉联系。“德育”在高校教育中至少现在还是一门必修“课程”，一种计算学分的“知识”，这就注定当今德育教育的模式无法走出“把德性的养成窄化为道德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认知技能的训练与提高”[5] 的误区。丧失了德育与生命环境的互动，德育必然失去成长的沃土。 在“知识论”的偏执目光下，德育变得急功近利，不停地强调道德认知的单打一，漠视认知与情感、道德的平行发展，圈囿在知识化的课程、灌输式的教学中。“德育”在被“知识”外衣的包裹和异化下，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成为“思想品德课”、“政治理论课”等课程掩盖下的干瘪内核。 透过德育低绩效的表象，我们深究其原委，大致有这样几点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一步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物质利益原则的通行，竞争性、趋利性的强化，新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等，都容易导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