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3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6）03—0040—06 自古至今，日本就是一个社会本位的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第一次教育改革时期（明治维新～二战结束），明治政府面临着解决民族危机和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课题，制定了“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主要是以“立身出世”、“治产昌业”、欧美化、现代化、工业化来达到“富国”的目标，以“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来达到“强兵”的目标。在第二次教育改革时期（二战结束～20世纪60年代末），在否定“强兵”、专心致力于“富国富民”这一社会总目标的情况下，日本教育主要是以实现数量的扩充、大众化、平等化和标准化为目标来普及和发展教育。在第三次教育改革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为了落实政治大国的国策而采取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为落实科学技术立国国策而加强心灵教育，为落实文化立国国策而促进儿童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等。总之，从明治时代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教育要为实现国家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道德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秩序保证，又通过提供动力支持，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过分强调了国家主义政策对道德教育的导向作用，强调道德教育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工具性价值，日本的道德教育才忽视了对主体性价值的研究，沦为政治、经济等的工具。本文主要探讨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问题。 一、道德教育作为政治的工具 在第一次教育改革时期，日本政府从修身科的设立到《教育敕语》的颁布，不断加强道德教育，最终使道德教育成为二战期间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惨遭战败的政治工具。这一时期，道德教育中充斥着政治性，“政教一体”的现象特别严重。二战后的道德教育是在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占领军总部、美国教育代表团和日本各界的建议和要求下，日本政府以《教育基本法》取代《教育敕语》，以社会科和生活指导取代修身科。“政教一体”的现象不如战前那么明显，道德教育也不像二战期间那么受重视了。然而，在道德教育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倾向。下面我们就主要从原因和表现两个方面探讨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 （一）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的主要原因 1.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的批判不彻底 二战后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批判不彻底的具体表现是：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的批判大多停留在政治的视角上，还没有上升到从道德教育理论的视角进行深刻分析与批判的阶段。日本学者色川大吉认为，《教育敕语》之所以能够支配日本国民的思想，是因为它不仅宣扬了国体的思想，而且将国体观念和国民的通俗道德联系在一起。[1] 在色川看来，即使从世界观上批判了《教育敕语》，也不可能排除在通俗道德中渗透的国体思想。村井实认为，战后对修身科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修身科的内容，特别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封建性和非民主性”等展开；[2](p.45) 而这些批判，只是停留在关心政治的视角上，没有上升到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对《教育敕语》还是对修身科的批判，日本教育界多从对二战反省、反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还缺乏从道德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进行理性的反省和考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学术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敕语》和修身科对道德教育的危害已经渗透到内部，不是废除了二者就能清除其影响的。例如，废除了《教育敕语》，并不能废除通俗道德中渗透的国体思想；废除了修身科，却不能避免特设道德课的设立，不能避免政府通过灌输有关道德观念，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企图。 日本教育界对《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的认识不深刻，批判不彻底，是造成战后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教育敕语》和修身科是“政教一体”的产物，是道德教育政治化的集中表现。对它们的危害认识不清，批判不彻底，必然导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德教育政治化的新发展。 2.道德教育对政治的依附性 在政治对道德教育提出要求，要求道德教育作为其工具的同时，道德教育也开始依附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一方面，道德教育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道德教育也“需要政治为自己谋得便利和空间”，[3](p.45) 因此甘愿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失去其自主性。对此，村井实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的道德教育就不是从教育理论的反省和考察的角度，而是从培养‘好的日本人’的角度，从服从政治目的的角度发展而来的。正因如此，对修身科的批判，当然就只能从政治的视角来进行；也正因如此，从理论方面的批判就不可能充分。”[2](p.48—49) 可见，从明治开始日本道德教育就依附于政治，失去了自主性，忽视了对主体性价值的研究。而这正是造成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界缺乏反省和考察的眼光和理性，缺乏从政治当中分离出来的勇气和能力的客观原因。也正因如此，战后日本道德教育才会受政治的影响颇深，被政治所左右。 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道德教育就不能独立，而要依附于政治呢？这主要与日本的政治文化以及处于政治文化背景中的日本国民的心态有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文化的主流是“服从型”，处于这种文化形态社会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是顺从天皇及其政治机构统治的“臣民”。二战后“现代性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确实也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传统的顺从型政治文化要素”依然“顽强存在”，因此，“当代日本的政治文化可谓以参与型为主流而保存强有力的服从型要素的混合形态，即是‘顺从的参与型’；处于这种政治文化形态的社会里的大多数日本国民不妨称作‘顺从的政治参与者’”。[4](p.225—226) 可见，在这种“服从型”或“顺从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臣民”或“顺从的政治参与者”很难为道德教育的独立而奋争，而只能服从政治的目的，甘作政治的工具。 （二）道德教育政治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由于上述原因，“二战以后，教育尽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但日本社会的政治价值优先的特征和道德教育的政治主义色彩，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5](p.103) 具体来说，道德教育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